風流才子胡蘭成（右）為張愛玲（左）的第一任丈夫。（本報資料照片） 字級設定：小中大特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無條件投降，胡蘭成在武漢策動獨立失敗後，於九月初逃往南京，隨後潛往上海。在逃亡前，胡蘭成留給小周一些錢物和金飾，說道：「妳看我不惜別傷離，因為我有這樣的自信，我們必定可以重圓。時光也是糊塗物，古人說三載為千秋，我與妳相聚只九個月，但好像自從天地開闢時起已有我們兩人，不但今世，前生已經相識了。」（三之二，摘自771號《傳記文學》）
按照小周後來的回憶，胡蘭成臨走前曾希望她等自己回來。他把一些衣物和隨身用品留給她，並告訴她，他一定會再回來的。然而誰也沒想到，這次分別竟成了永別。胡蘭成離開後再也沒有回來，而小周隨後因為與他的關係受到牽連，被捕入獄。
李女士說，母親最初並不知道張愛玲的存在。後來到了分別前，胡蘭成才告訴她，自己是個有家室的人。李女士認為，從胡蘭成當時的舉動來看，他似乎已經預感到自己與張愛玲的婚姻不會長久。否則，他不會在離開前對小周作出這樣的承諾，也不會把那個上海地址留給她。
這一點讓我想起《今生今世》中的另一段記載。胡蘭成後來離開武漢，輾轉到了溫州。就在那個時期，張愛玲曾專程前往溫州與他會面。在胡蘭成的回憶中，張愛玲要求他在自己與小周之間做選擇，然而胡蘭成拒絕了。從這一點看來，胡蘭成對小周是很有情感的，敏感的張愛玲自然也感覺到。其實，當時的胡蘭成已與溫州的范秀美發生了感情關係，而張愛玲要胡蘭成選擇的卻是小周。
許多年後，當人們讀到《今生今世》時，總會記得那個十六歲的少女，記得武漢醫院裡的相遇，記得胡蘭成筆下那些帶著溫情與懷念的文字。然而對小周來說，那些故事結束以後，她還要面對現實生活。
而現實遠比文學艱難得多。李女士告訴我，母親後來因為與胡蘭成的關係而被關進監獄。關於監獄裡的經歷，李女士是從母親那裡聽來的。
按照小周的回憶，當時監獄裡有一位姓林的女子，名字叫做林紹蘭（音譯）。母親說，那位林女士是林彪家族的親屬，可能是表妹，也可能是堂妹。具體關係已經無從確認。
當時林紹蘭在獄中生產，因為小周原本就是助產士，所以由她幫忙接生。孩子順利出生，取名叫張勞生，意思是在監獄裡出生的孩子。李女士說，張勞生現在仍然健在。
她還記得母親說過另一件事。後來有一天，有人來到監獄接林紹蘭出去，就是後來的共產黨將軍王震。當時林紹蘭臨走前對來接她的人說：「這裡還有一個人。」那個人指的就是小周，於是她就這樣出獄了。
這些細節究竟有多少能夠被歷史驗證，也許已經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它們構成了小周晚年記憶的一部分。而這些記憶，也一直透過女兒流傳到了今天。
很多年以後，當人們談論胡蘭成的時候，總會談到他與張愛玲的婚姻，以及與八個女人的愛恨情仇。當人們談到張愛玲的時候，則會談她去了美國後，在異鄉孤獨度過餘生的「悲慘」。然而對於小周來說，那些傳奇性的故事早已與她無關。她留在大陸，留在普通人的生活裡，也留在那個時代千千萬萬個平凡家庭必須共同面對的現實生活中。
李女士告訴我，母親後來做過許多工作。因為受過專業教育，她最初在重慶教夜校。那個年代，許多人因為戰爭和社會動盪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機會，於是夜校成為不少成年人重新學習文化知識的地方，小周一筆一劃地教他們識字、讀書。很多年以後，李女士仍然記得母親寫得一手極漂亮的字。她說，文革期間，母親會站在高凳子上寫大字報，每一個字寫出去都是那麼漂亮，引人注目。小周年輕時替胡蘭成謄抄稿件，後來又能夠在報社長期擔任校對，都與她紮實的文字功底有關。
後來，她進入《成都晚報》工作，成為校對員，她在這樣的崗位上一做就是許多年，默默無聞，卻始終認真負責。
李女士說，母親這一生最讓她佩服的地方，是她始終保持著一種近乎倔強的自尊。這種性格似乎從年輕時代就已經形成。胡蘭成桌上擺著成摞的錢，她從來不碰；胡蘭成直接給她錢，她不要；只有替人謄抄稿件以後得到的報酬，她才肯接受。後來生活最困難的時候，她依然保持著同樣的原則。
她所在的單位設有困難補助制度。依照規定，經濟困難的職工可以申請補助。然而小周從來沒有申請過。李女士後來聽母親解釋過其中的原因。那個年代的困難補助不像今天這樣具有隱私性，一旦申請，幾乎所有人都會知道。誰家困難、為什麼困難、補助多少錢，往往都會成為公開討論的話題。更重要的是，一旦你領了補助，別人就會開始注意你的生活。今天買了什麼，明天穿了什麼，都會成為討論的對象。小周不願意這樣，即使在最困難的時候，她也寧可自己想辦法，也從不申請補助。（更多精彩內容請免費下載《翻爆》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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