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一位经济学教授称“灵活就业”是一种福利，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引发公众的愤怒，凸显出人们对就业不稳定的深切焦虑。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丹丹参与财经栏目《聊一波》，当主持人谈到灵活就业群体社会保障时，她说：“劳动经济学角度看，他们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正规工作社保待遇非常好，有五险一金，但需要牺牲自由才换来的社保；灵活就业这块，他要的是灵活，要的是自由度，要的是最大化的自我管理和时间自主的选择权，但同时，他的社保保障肯定就是要相对薄弱……”
这番话在上个周末引发激烈反弹，中国社交媒体用户指责她无视零工经济的残酷现实。也有一些人为她辩解。
这场争议触动了许多中国人的神经——经济降温使得稳定的全职工作愈发难寻。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的智库“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估计，中国灵活就业者人数将从2025年的2.8亿增至今年的3.2亿，约占中国城镇劳动力的44%，大致相当于美国的全国人口，是德国总人工的四倍。
这场争议触动了许多中国人的神经——经济降温使得稳定的全职工作愈发难寻。招聘广告前总是人头攒动。资料图片图像来源: Ren Quanjun/picture-alliance/dpa美化失业：“我喝西北风是因为没钱，而不是正在减肥”
“灵活就业”是中国官方对没有没有长期全职合同的劳动者工作形态的统称，涵盖个体经营者、非全日制劳动者，以及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新就业群体。
有人指出，在很大程度上，“灵活就业”是美化就业困难及大规模失业的代名词。
过去，中国官方长期有把大规模失业包装成下岗、待岗、分流、优化的宣传习惯，常常创造新词，用新概念粉饰就业难的现实。
例如，2015年，官方主流媒体在报道大学生考研潮时使用了“慢就业”一词。2023年，官方主流媒体又使用“轻就业”、“轻创业”来形容毕业生去向。同年官媒环球网在评论文章中提出“自雇经济”概念。
也有一些学者用“弹性就业”、“非正规就业”、“新就业形态”来对此现状进行描述。但是，这些词汇都存在将“失业”、“隐形失业”包装成“就业”的嫌疑。因此一些关于就业的专业术语也意外走红，例如“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延迟就业”等。
“灵活就业”的背后，是普遍的不稳定与缺乏保障。网民戏称的“铁人三项（外卖、快递、网约车）”和“吉祥三保（保安、保洁、保姆）”从业者，没有底薪、没有社保、没有带薪休假，收入也会时常波动。中国社保缴费占比较高，对于没有用人单位分担缴费成本的“灵活就业”者而言，不少人选择主动放弃参保或降低缴费档次。
中国社交网络上充满了对“灵活就业”的辛酸自嘲，其中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是：“我喝西北风是因为没钱，而不是正在减肥。”
也有网民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表达担忧。在小红书平台上，有网民留言称：“二战前德国灵活就业率最高峰也才30%。”将中国现实与魏玛德国崩溃前夕的大失业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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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者：“灵活就业者”既不灵活，也没自由
微信公众号“再想想Rethink”发表文章认为，张丹丹挨骂不冤枉。文章说，一个公务员可以拿到上万元的退休金，一个60岁以上的农民每月领取两三百块的养老金，哪一种算是福利？“而处在财政供养人口与农村人口之外的灵活就业人口，始终没被合适照顾，说他们已经被福利了，开这玩笑得多冷酷才行？”
文章指出，“真正的福利一定是均等化、全民共享的，而不是先把人分出三六九等，再搞分配上的差别化与人群歧视。我国的所谓福利对有些人是救济，对有些人是待遇，这完全不是一回事。可张丹丹把内卷之人的喘息之机说成福利，她真能替穷人说话？”
针对张丹丹教授称“灵活就业这块，他要的是灵活，要的是自由度”，微信公众号“呦呦鹿鸣”认为这是“何不食肉糜”。文章说，“众所周知，在各大平台上挣工分的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员们，恐怕是当前工作最不自由的群体。因为他们的一切动作，都被平台算法所监控、控制。每一天，他们都在不顾一切地跟平台算法赛跑，不得停歇”，“他们的工作并不灵活，而且，他们并没有主动灵活，他们的灵活，都是被动的，是别无选择”。
作者认为，就正在“灵活就业”中挣扎的人们来说，这样的“福利论”，是“将他们已经麻木且慢慢结痂的伤口使劲掀开，掀了个鲜血淋漓，然后再云淡风轻优雅的撒上一把盐”。
一向为官方话语进行辩解的媒体人、《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在社交平台发言称，“张丹丹教授即使有一些学术看法，也应该说话有分寸，不应该这样与公众的认知和价值取向截然对立”。所以他怀疑张丹丹当时脑子里“短路”了。
《聊一波》主持人被称赞比张丹丹教授更理解公众感受。支持人追问道：“他们有灵活和自由，但也要挣钱。他们的未来缺乏确定性，可能今天有活过两天就不行了，他们如何持续获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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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者：张丹丹教授“提出了政府补贴”
也有评论者为张丹丹辩解。微信公众号“输得慢点就好”发表文章认为，张丹丹不需要道歉。文章说，张丹丹既没有说过“灵活就业是比稳定就业整体更好的选择”，也没有说过“灵活就业群体就应该不享受社会保障”。正好相反，“对于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保缺失，她提了诸多非常务实的建议”。
文章说，现在关于如何解决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保，有两种常见倾向，很容易迷惑人，但有陷阱。一种是把灵活就业群体纳入现有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官方措辞是“国家进一步放宽了参保户籍限制”，似乎这是一种“赋权”，但实际上更像是一种“开源”。张丹丹“从来没有忽悠过这个群体，而是提供了大量实证资料，说明他们为什么不愿意交社保，以及他们的真正需求是什么”。
还有一种倾向是让平台完全承担起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保责任，这符合“一切都怪资本”的社会情绪。“输得慢点就好”认为，“同样，张丹丹并没有迎合这种情绪，她的建议是由平台或政府提供20%-50%的社保补贴。注意，这里她提出了政府补贴”，“背后的思路是：对于缺乏稳定雇主的群体（农民或零工群体），政府有义务扮演雇主角色”。
张丹丹长期研究底层劳动者。她的论文包括“最低工资、流动人口失业与犯罪”“农民工犯罪类型的决定因素” 、“市场化与性别工资差异研究”等。她主持过的科研项目包括“农民工子女教育与健康研究：基于客观人力资本评价数据的分析”、 “乡村治理、留守儿童问题及其社会影响”等。
“呦呦鹿鸣”指出，可见，张丹丹并非是不接触、关注底层劳动者的学者，可是，为什么连这样的学者都会说出如此“何不食肉糜”的发言呢？“综合来看，全国几十万教授，虽然拿了无数课题经费，但是，客观上，为底层民众发声的，却很少很少”。“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大多数知识分子，因为过于精致利己主义而呈现出一副冷血模样”。
外卖骑手的权益保障不能靠政府的恩赐，而是要靠有谈判筹码的工会。微信公众号“阿罗汉不约”指出，“而这，正是教授们避而不谈的问题。” 资料图片图像来源: Andy Wong/AP Photo/picture alliance政府、雇主协会和工会：“教授们避而不谈的问题”
微信公众号“阿罗汉不约”指出，对灵活用工的讨论，张丹丹教授回避了关键的问题。“她有话语权，她精心选择用语，她在回避什么事实，她想要不触及什么实质问题，一目了然”。
文章指出，发达国家兼职和非全日制就业占比也很高，但是劳动者权益也得到更多的保障。并以欧盟2024年出台的《平台工作指令》（Directive (EU)为例。根据指令当存在表明平台对劳动者实施“指挥和控制”的事实时，则推定为雇员，否则平台承担推翻该推定的举证责任。指令还规定，限制、暂停或终止平台劳动者账户或合同关系等重大不利决定必须由人作出，而不能完全由自动化系统决定。对于被认定存在雇佣关系的平台劳动者，他们将适用欧盟及成员国法律、集体协议所赋予的相应劳动权利，包括适用的工资、休假、职业安全与健康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保护。
一些欧盟国家“灵活就业”占比达到40%，正努力推动政府、雇主协会、工会三方共治，兼职和灵活用工者的权益通过集体获得保障，而不是个人面对庞大的平台。
“阿罗汉不约”认为，事实上，目前社会发展来到了一个关键路口，对灵活就业的性质判断和管理思路，将深刻的影响到未来。“它究竟是一种更高效的推动企业和社会发展的新型用工形式？还是经济承压的情况下，居于链条末端的劳动者不得不承担更多负重的无奈选择？不同判断将导向不同的立法思路和执行策略。而这，正是教授们避而不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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