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依据一九二四年四月一日慕尼黑人民法院的判决，从即日起，我进入勒奇河畔兰支尔堡的监狱服刑。这是第一次给我机会，使我能在多年不间断的工作中，安静下来开始着手著书写作。曾经有很多人要求，我自己也曾希望有一本为运动而写的专著。因此我决定着手写作此书。这本书分为两部，其主旨不单单是要阐明我们运动的目标，同时力求描绘出这一运动发展的前景。相对于其他纯粹教条的论著，我们希望能从这本书中学到更多的东西。
这同时给予我一个机会，使人们能够通过我著作的第一部和第二部加深对我的理解，清除犹太报章上所散布的关于我的恶毒的神话。
这两部著作并不是为局外人，而是为追随这一运动的人士所写的。这些人心意的所属和他们的信念，还需要从内在的启蒙上作出努力。
当然，我也知道，要使一种主义获得人们的拥护，用口头远比文字叙述来得有效。世界上每一个伟大运动的成功，大都归功于出色的演说家，而不是伟大的作家。
但是为了能够在基本的理论上达到一致，并在行动上获得统一，我们需要有成文的著作，作为我们日后行动的指南。这两本书将作为运动的基石，它概括了我们共同的价值观。
著者 于勒奇河畔兰支尔堡狱中
第一部 清算
第一章 在父母的家中
命运使我出生在茵河岸边的勃若诺镇（Braunau），直到今天我还认为，这是我的幸运。这个城市位于两个德意志国的交界处，这里的年轻人似乎生来就秉承一个使命，这就是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不惜任何手段，使这个民族重获统一。
德意志的奥地利应尽早回归到大德意志母国的怀抱中。这不该囿于任何经济上的考虑。不！决不！即使这个统一将使我们在经济上蒙受损失，对我们来说也是无足轻重的，德意志必须统一起来。具有相同血统的人必须属于同一的国家。如果德意志人民的子孙不能拥有一个统一的国家，他们在政治殖民的事业上将永远不会拥有道德的权利。如果德意志将它所有的民族都纳入其版图中，但却无法保证其获得更多的粮食，终有一天他会由于民族的困境，获得向外掠夺土地的道德权利。那时候大众为了面包和牛油，锄头就会变成刀剑，泪水就会沾湿战争的帷幕。正因为如此，这个边陲小镇对我而言，无异于一种特殊的伟大使命的象征。从另一种角度来看，这个边境小镇也在提示我们：100多年前这个不起眼的小城，曾被幸运地载入德意志的历史。因为这里发生的不幸，曾经震撼了整个德意志民族。在我们的祖国遭受沉重的屈辱时，纽伦贝格人约翰尼斯·帕尔姆（Nuernberger Johannes Palm）, 一个市民书商，顽固的“民族主义者”和法兰西的敌人，为了不幸的，同时也是他所热爱的德意志而牺牲。他拒绝供出他的同伴，更准确的说是主犯。如同Leo Schlageter那样，他也是被一个政府代表向法国告发。〔注：这里指的可能是拿破仑占领德国时发生在德国境内的事。1806年在拿破仑的威逼下，德意志帝国西方和南方的16个小邦组成莱茵同盟，脱离了德意志帝国，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宣告解体。奥地利皇帝弗兰茨二世于1806年8月6日摘下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 1808－1809在拿破仑治下，奥地利一度爆发起义。（见迪特尔.拉夫，德意志史，第53页） 1815年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结成“神圣同盟”以保卫宗教、和平与正义为名，实质上是为对抗资产阶级大革命而建立的同盟，反对一切革命活动。（见同上第 69页）〕 在泽韦林（Severing）先生的王国中，这个奥格斯堡（Augsburger） 的警官因此获得了一个可怜的荣誉，他成为新德意志官员的样板。
八十年代末，我的父母就住在这座被德意志殉道精神的光辉照亮的茵河河畔小城，他们有着巴伐利亚的血统，却住在奥地利这个国家里。我的父亲是一个忠实的公务员，母亲是一位家庭主妇，她永远用同样的爱心照顾我们这些孩子。关于这段时光只有一点匆忙的印象留在我的记忆中，因为几年后父亲不得不离开这座可爱的边城，因为新的工作需要迁居到茵河的上游帕扫（Passau）去，即到德国本土。
这是奥地利海关税务官员常有的“调任”。不久父亲又被调到林茨（Linz）来，最后在这里退休。“退休”对于这个老人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他作为一个穷困的、小佃农的孩子已经饱受过苦难。在他还不满13岁时，就背了包袱离家出走。虽然老一辈有经验的人，曾经劝告他，别到维也纳去，但他还是决定到那里去学习一门手艺。这已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事了。这无疑是一个痛苦的抉择，走向未知的前途，而口袋里只有3个盾（Gulden：货币名）。当这个13岁的孩子长到17岁，他通过了专业匠人的考试，但是他并不满足于此，相反的，童年的贫困、常年的潦倒和怨恨使他下定决心，放弃这个职业，去学习另一种高级的职业。对一个生活在乡间的贫困的孩子来说，当一名牧师是他们想象中所能得到的最高尚的职业。但是在大城市生活了一段时间，他的眼界逐渐开阔起来，都市官员对他来说才是一种高尚的职业。他用从小就被贫困磨折出来的坚韧，和只过了半个童年就已“老了”的心态，以及整个心力去实行这一决定－－最后他终于成为了一名公务员。据我所知，他差不多经历了23年才到达这一目的地。他终于实现了他的誓言，如果在事业上没有取得什么成就的话，绝不回到可爱的故乡。〔注：希特勒称他父亲23年后即40岁时才成为公务员，这与事实并不相符。1864 年，即Alois Hitler（1837－1903）27岁时，就已当上临时公务员助理，1871年35岁时在茵河岸边的勃若诺担任检查官（Controlor）, 1875 年他38岁时已是税务官。他原姓为Schicklgruber, 1876年39岁时他改姓为Hitler（见Werner Maser, Adolf Hitlers, Mein Kampf, Bechtle, Esslingen 1995,112页）〕
现在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但是这个小村庄已经没有人再认识这个小子。这个村庄对他来说也已经是个陌生的地方。
56 岁那年他终于退休了。〔注：Werner Maser 认为是在58岁那年才退休，见同上〕他忍受不了这种悠闲的日子，在奥地利Marktfledens Lambach附近购置了一些产业。〔注：1895年2月4日他买了38000平方米土地，即在他退休前。1895年6月25日退休，这年他58岁。 1897年6月又将土地卖出。1898年11月他又在Leonding买了一小块带有一间屋子的地。希特勒1898年－1900上小学，1905－ 1906染上肺病。〕他在那里刻苦耐劳重复不断地工作和生活着，这使他又回复到他父亲的事业上来。
在这段岁月中形成了我的第一个理想。在田野中无数次地嬉戏跳跃，通往学校的漫长的道路，与其他顽皮的孩子们一起嬉游，虽然免不了让母亲担心，但这一切使我没有成为深居简出的人，而是另一种人。当时我还从未严肃地思考过有关我未来的职业，可是对于父亲的生活方式我从来就没有过好感。我相信我的演说天才，多多少少和我的同学在争论和尝试说服别人时获得了训练。我成为一个小孩子王，当时我在学校中成绩很好，但却是不容易对付的一个人。
闲暇时间，我参加了Lambach修道院的唱诗班，在那里学习唱歌，所以有很多机会参加教堂的节日庆祝活动，这使我常常沉醉于其中。修道院的院长〔注：这是一所慈幼修道院，院长名为Hagen，挂钩十字（Hakenkreuz）原是慈幼修会的徽章，希特勒当时绘在他的笔记本中，并以此为书本设计标题。见同上第114页，后来成为纳粹的徽章。〕也因此成为我学习和追求中的理想人物，就象我的父辈们曾把乡村神甫作为他们追求中的最高理想那样。至少有一段时间我是这样想的。父亲对他这个好争论的孩子的演说天才评价并不高，因为不能理解，所以对我的未来也没有寄予很高的期望，对年轻人的想法也无法认同。他忧心忡忡地关注着我的矛盾心理。〔注：矛盾心理指的可能是希特勒当时的性格，一方面好争论，另一方面却想当修道士，一动一静的矛盾。〕
不久我就放弃了对这一职业（修道院的院长）的渴望，让更为适合我性格的其它愿望有更多存在的空间。在父亲的书房翻阅书籍时，我找到一些有关军事的书籍。其中有一本关于1870/1871德法战争的大众版书籍。该书分为两部，集纳了当年出版的一种画报。这两部书是我最为喜爱的读物。不久，伟大的英雄战争成为我内心最重要的体验。我从此开始，向往一切有关军事、战争和军人的事物。
在其它方面，这对我也具有很大的影响。我的脑海中第一次浮现出这样一些问题，虽然当时我对这些问题并没有很清楚的看法，这就是：这个好战的德意志究竟与另一个有什么区别？在这场战争中，为什么奥地利没有和德意志并肩作战？为什么父亲，还有其他所有的父亲都没有参与战斗？
难道我们和他们不是同样的德意志人吗？
我们不属于一个整体？这个问题第一次在我的小脑袋中转动。我心里有些嫉妒，我必须谨慎地思索问题的答案：难道不是所有的德意志人都同样幸运，隶属于俾斯麦的帝国？
我实在无法理解。
***
我必须学习研究。
父亲根据我的特质和性格得出一个结论，他认为人文中学和我的天赋格格不入，实用中学更为适合我。我在绘画方面表现出的才能，使他的这一看法更为坚定。他认为在奥地利的人文中学里，绘画往往被忽视。也许是因为他艰苦的生活工作方式使然，在他的眼里，人文中学是不切实际的，他对它评价不高。他基本的愿望是他的儿子能象他一样成为一名公务员。是的，必须如此。他困苦辛酸的少年时代使他相信，他后来获得的位置是多么伟大。好象这是他自我奋斗的唯一结果。这是他的骄傲。他也想让他的儿子和他一样，尽可能地获得更高的地位。他已经通过勤奋获得了这一切，为他的孩子铺平了这条道路，他的孩子应该继续走下去。
拒绝这种他曾经作为其一生生命内涵生活方式的期望，对于他来说是无法理解的。所以父亲的决定是那么的单纯、具体和明确，在他的眼中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这是他经过一生艰苦奋斗而获得的辉煌，同时让这个在他眼里毫无经验、无法负起责任的孩子自己去选择他未来的道路，对他而言也是不负责任的。况且这对于行使父亲的权威也没有什么好处，也不符合父亲有关履行义务的理念。
事情的发展却是另外一种情况。
在我生命中第一次被迫成为反对派，那年我还不满11岁。父亲要践行他心中计划的意志是那么坚决和强硬，孩子却执拗地抗拒这种对他几乎毫无吸引力的想法。
我不愿当公务员。
不管是劝说还是“严肃”的说教都不能动摇我的抗拒，使我改变初衷。我不愿当公务员。不，再次的说不。所有有关父亲自己生活的述说，或者诱惑，使我对这一职业发生兴趣的尝试，都获得了相反的效果。我一想起一个自由自在的人，必须规规矩矩地坐在办公室里，我就感到恶心。他不是自己时间的主人，一生都要强迫自己去填写那些表格。
这一看法，会触动一个少年的何种联想。他和其他人完全不一样，而且有一点乡下人所谓的“不乖”。那些可笑的功课是那么容易，使我不必整天待在房间里，而是有更多的时间在阳光下玩耍。今天当我的政敌，要仔仔细细地审查我过去的生活，直到我的童年，最后他才恍然大悟，这个“Hitler ”在少年时代就有多么不可思议的胡闹经历。我要感谢上苍赐予我如此值得回忆的幸福童年。草地和树林是当年调皮捣蛋的土壤，我一贯的“对立”思想即发端于此。
进入了实用中学，但是我在习惯上并没有多大的改变。
＋＋＋
现在又出现了另一个我必须克服的对立面。
如果父亲要我成为国家公务员仅仅是一种心愿，而我对公务员这个职业原则上不是很感兴趣，这个矛盾还是可以忍受的。我可以将我的观点有所保留，不必每次都立即表示反对。只要我能坚持，将来不成为公务员，就能使我的内心获得平静。这一决定我认为是不可改变的。当真正触及这一问题时，情况就变得非常复杂。12岁那年这一问题即被提上日程，为什么是在这个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有一天，我明确地知道我要成为画家、艺术家。我有绘画的天才，这是肯定的。这甚至是父亲送我到实用中学的一个原因。当时他并未想到，也不会想到我会选择绘画作为职业。事情恰恰相反。当我再次拒绝父亲偏爱的想法，而被问及，我到底想做什么时，我第一次说出了我的意愿，父亲无言以对。
“油漆匠（画家）？艺术绘画家？”〔注：Maler在德语中有两个意思：一为油漆匠，另一为画家。希特勒的父亲在这里可能不知道他的儿子到底是想当油漆匠还是油画艺术家（Kunstmaler），所以在听到儿子说要当画家时，又再三重复艺术油漆匠这两个字。〕
他怀疑我的理智。他以为听错了或是误解了。在他弄清楚，并意识到这是我认真的想法时，他表示坚决地反对。他的决定很简单，并未顾及到我真正的才能。
“艺术绘画家，不，只要我活着，就永远不可能。”虽然他的孩子拥有别样的性情，但却承袭了与之相似的某种僵硬性格。所以他也获得了一个相似的答复。当然是获得相反意思的答复。
双方各持己见。父亲不肯放弃他的“永远不可能”，我却总是以“就是这样”来回答。
这当然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老先生很生气，我虽然很爱他，但是我也很生气。父亲不允许我有学习绘画的愿望。我则更进一步地声明，我再也不学习了。当然这个声明对我是不利的。当老先生不管三七二十一，想用他的权威来实现他的意愿时，我只有沉默不语了，但我却依照我所威胁的话去做。我以为，当父亲知道我在学校中的成绩没有进步时，或好或坏会让我去学习我梦想中幸福的事业。
我不知道，这笔账是否算得对。当然首先是我在学校的成绩明显地下降了。什么让我快乐，我就学什么，第一和最重要的是学会我认为将来作为艺术家所需要的一切技能。那些我认为与此无关的，对我没有吸引力的，则完全懈怠了事。我的成绩在这段时间，根据不同的科目和评估，总是表现得很极端，在“可嘉”和“前列”的成绩旁，同时并列着“及格”和“不足”。我最好的成绩是地理，世界历史更为优秀。对于这两门我最喜爱的学科，我的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
许多年过去了，如果现在让我重新审视这一阶段的成长收获，有两件事意义重大：
第一：我成为了一个民族主义者。
第二：我理解并把握了历史的意义。
老奥地利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至少当时德意志帝国的公民大都没有认识到，这一事实对这个国家中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具有何种的影响。德法战争之后，雄壮的胜利凯歌，渐渐淡漠了外国的德意志性〔注：这可能是指，俾斯麦统一德国以及欧洲地域性国家的形成，使得分布在不同地区的同一民族成为不同国家的公民，从而导致不同地区的同一民族性彼此生疏了。〕部分是因为他们已不再推崇它，或者他们根本不可以这样做。人们错误地将这个原本很健康的德意志奥地利民族，与腐败王朝的国民等同起来。
很多人都不理解，如果奥地利的德意志民族不是拥有最优秀的血统，它就没有力量，来治理好这个拥有5200万人口的国家。在德国还存在一种错误的认识，就是奥地利是一个德意志人的国家。这种无稽之谈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但也反映出1000万东疆人光荣的业绩。他们为了德意志语言、德意志学校和德意志的特质不懈地痛苦地斗争着，德意志帝国国内却很少有人了解这一事实。当我们民族的数百万民众处于水深火热，被迫屈从于外族人的统治时，只能梦想着有一个共同的祖国，渴望回到祖国，他们意识到至少他们有权利要求保留自己的母语。大多数人都认识到，为什么必须为自己的民族性而斗争。也许有人要以老的东疆来衡量德意志的大小，这只是个人的看法。当年人们经历了上百年的时间才将我们国家的保护伞延伸到东边去，经历了无数次战争才保留下德意志语言的边界，但是在现在这个时代，这个国家感兴趣的只是殖民，而不是自己门前的血与肉。
如同发生在所有地方的所有斗争那样，在老奥地利的语言斗争中同样存在三种人：战斗者、窥伺者和叛徒。
在学校中这种洗脑事件就已经开始了。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语言的斗争无处不在。人们意识到，作为培育未来一代的场所，学校是被波及最严重的地方。孩子们也被带入这场斗争，并且论争的第一个口号就是针对孩子们的：
“德意志的男孩子，别忘了，你是一个德意志人！”还有“女孩子，记住，你将成为一个德意志人的母亲！”
谁洞悉少年人的心灵，他就会明白，这个心灵的耳朵最喜欢为这种斗争的口号而开启。用百千种形式关爱这一斗争，并用他的方式和他的武器引领着它向前进。他拒绝吟唱非德意志的歌曲，人们越试图使他疏远淡漠，他越会向往德意志英雄的伟大。他把从口中节省下来的钱用于伟大的斗争之宝。他对那些非德意志理论特别敏锐，同时表现得非常固执。他佩戴着遭禁的民族徽章，宁愿因此受到责罚和打骂。他是伟大具体而微的真实表象，只是态度常常更好，更真实。
当我还是一个小小少年时，就有机会参与老奥地利的民族斗争。人们曾经为南疆（Suedmark）以及学校联合会捐款。人们用矢车菊和黑红黄三色标明其政治态度，或用“嗨”来打招呼，不唱奥地利的皇帝之歌，而歌咏“德意志高于一切”，即使受到警告和责罚也无所畏惧。这个年轻人在学校里已经接受了政治教育，而那时所谓民族国家的公民除了语言对民族性并没有什么认识。因此当时我并不属于窥伺者的行列，这是很自然的事。很快地，我就成为一个狂热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 这与今天我们党的概念还是有所区别的。
这一发展使我进步的很快，十五岁那年，我已懂得分辨什么是帝国立场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立场“民族主义”，我当时更认同后者。
对于那些对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ermonarchie）内在关系从未作过研究的人，这个发展的过程可能是无法解释的。在学校的世界历史课上，人们就可以看出这种发展趋势，关于奥地利自身历史只有很少的篇幅。这个国家的命运是和整个德意志民族联系在一起的。将历史分割为德意志的历史和奥地利的历史是不可想象的。是的，即使将德意志领土分割为两个权力范围，这依然是德意志历史的一种分离。
在维也纳得以捍卫留存的皇室权柄，曾经是国家的光荣，象是一个永久的集体抵押品，不断地散发着它的魅力。
在哈布斯堡王朝崩溃的那一天，奥地利的德意志人民要求与德意志母国统一起来的根本呐喊，是一种潜在的感情，即回到从来没有被忘怀过的父亲家园的渴望，在内心深处积聚的产物。这种普遍的渴望，如果不是因为奥地利德意志人的历史教育使然，是无法解释的。历史的教育是一个永不枯竭的源泉，特别是在被遗忘的时候可以作为一个沉默的警醒，让人们能从瞬间的快乐生活中走出来，通过不断地回忆过去，悄悄地诉说新的未来。
在中学里，关于世界历史的教育直到今天依然不是很充分。很多老师都不理解，教学的目的，特别是历史教学，并不是死记和默念一些历史事实和数据。问题并不在于，这个年轻人是否确切地知道，这场或那场战役何时进行，一个将军何时诞生，一个国王什么时候将他祖先的王冠戴到头上（大都是一些没有意义的事）。不，真正的主阿！这是不会有多少用处的。
“学习”历史是为了探寻事物发展的因果关系，使我们掌握可以预见历史事件的力量。
阅读和学习的艺术在于：把握实质的东西，忘却没有意义的事。
这一点后来成为我整个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我很运气，在历史课上有一位老师，对教学和考试就持有这种观点，但是却很少有人理解他。我当年在林茨实用中学的老师Leopold Poetsch 博士则是推行这种真实理想方式的代表。那是一位老先生，很亲切而且很有风度，他不仅能言善辩，具有极好的口才，而且会使我们激动和着迷。直到今天想起这位老先生，我仍会有点感动，他精彩的讲演象魔术师那样使我们忘记现在，而将我们带到了过去，在世纪末朦胧的雾霭中，将枯燥的历史记忆重新营造为真实。我们坐在那里，常常热血沸腾，有时甚至感动得热泪盈眶。
最为幸运的是，这位老师懂得，用过去点亮现实，从历史中得出现在的结论。他教授给我们的东西比任何一个其他人都多，他洞悉日常生活中所有令我们窒息的问题。我们小小的民族狂热主义成为他教育我们的一个手段，他不只一次地用民族荣誉感感召我们，使我们这些顽童很快就变得秩序井然，这是用其它方法所无法做到的。
这个老师的历史课成为我最喜爱的科目。
当时我已成为一个少年革命者，虽然他并不希望如此。
当王室统治用一种无可救药的方式左右着民族的命运时，谁能在这样一个德意志历史课老师的教导下，不变成这个帝国的敌人？
对于这样一个在过去和现在、为了自己狭隘的利益而不惜出卖德意志民族利益的王朝，谁能够保持对皇帝的忠诚？
难道我们这些年轻人对奥地利这个国家，这个对我们德意志人已毫无爱心的奥地利，还能保有什么感情？
对哈布斯堡家族作用的历史认识也获得了日常生活经验的佐证。居住在南边和北边的异族毒素正在啮食着我们民族性的肢体，维也纳越来越成为一个非德意志的城市了。奥地利德意志性的死敌弗兰茨. 腓迪南大公（Erzherzog Franz Ferdinand）饮弹而亡，这也是他自己浇灌的苦果－“皇室”的捷克化，这是永久法权女神的权力和无情的报复，无论何时何地都有可能发生。他（注：指的是弗兰茨.腓迪南大公）是奥地利斯拉夫化的主要保护神。
寡廉鲜耻地压榨德意志人民的税款和献血（注：指的是弗兰茨. 腓迪南大公的政策），无异于一个沉重的负担，每一个尚未完全失明的人都会意识到，这一切是图劳无功的。最令我们痛心的是，这整个系统道德上被与德国结盟所掩盖，这个古老王朝的德意志民族性被慢慢地蚕食，在某种程度上也得到了德国的认可。哈布斯堡式的虚伪，人们都知道，它对外是要装给人们看，好象奥地利依旧是一个德意志人的国家，但同时却引起了人们对皇室的愤怒和鄙视。
在帝国内只有当时那些自以为“受命于天”的人对此视而不见。他们盲目地走入行尸走肉的行列，相信这种腐烂的征象是新生活的印记。
这个年轻帝国与奥地利这个假象国家不幸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孕育了日后世界大战爆发的种子，也造就了它的崩溃与瓦解。
在这本书中，我还将对这一问题作更为详细的论述。在这里，只是想明确一点，早在少年时代我就有过一种看法，从此再也没有改变过，而只有进一步地加深:
德意志性获得保障必须以奥地利帝国的毁灭为前提；民族感并不等同于王朝的爱国主义；最重要的是，明确哈布斯堡家族是德意志民族不幸的根源。
当年我就已从这一认识中得出结论：热爱奥地利德意志人的家园，痛恨奥地利这个国家。
这种从学校中学到的对历史的思考方式，伴随着我以后的成长。世界历史成为我理解认识当代历史行为，即政治的不可或缺的源泉。我不是在“学习”历史，而是要历史来教导我。
很早我就成为政治的“革命者”，至少不比成为艺术革命家来得晚。
当年在上奥地利的首府有一座相对来讲很不错的剧院。几乎所有的戏剧都可以在那里上演。12岁那年我第一次看到了“威廉. 特尔”（Wilhelm Tell），几个月之后看了我一生中第一部歌剧“Lohengrin”（注：这是理查德. 瓦格纳的作品）。我立刻迷上了它。少年时代对这位来自Bayreuther的大师（指的是Richard Wagner）的热爱实在是没有止境。他的作品总是吸引着我，直到今天我还感到由衷的幸福，这种感觉从观看外省俭朴的演出，直到后来升迁（注：指他后来有地位时在豪华剧院观赏Richard Wagner的作品），始终没有消减。
所有这一切都坚定了我内心深处对父亲为我所选择职业的反感，特别是在度过了未成熟的青春期后（我经过了很痛苦的努力才走完这段路程）。我越来越相信，作为一名公务员，我永远不会幸福。自从在实用中学我的绘画天赋得到认同，我就更为坚信这一点。
无论是请求还是威胁都无法改变我的信念。
我要成为画家，不管这个世界怎样，都不去当公务员。
事实上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我对建筑艺术的兴趣越来越浓厚。
当时我认为这是对我绘画能力的一种必要补充，在内心里对我艺术家前景的拓宽感到非常高兴。
我不知道，有一天我会成为其他。
比我预期的来得早，有关我的职业问题不得不尽快作出决定。
13 岁那年我突然失去了父亲。这个本来还是那么粗壮的男人，就这样一下子中风去世了，用这种毫无痛苦的方式结束了他在尘世的漫游，使我们沉浸在深深的哀恸之中。他所渴望的是，能帮助他的孩子建立生存的基础，避免孩子重蹈自己成长时的苦难。可是当时他却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为未来播下的种子，也许完全是潜意识的，在当时无论是他还是我都无法把握。
起初这一切从外表上看确实没有什么改变。
母亲感到她有义务按照父亲的希望抚育我成长，即向着成为公务员这一道路继续学习。我自己则比以前更为坚决，无论如何也不做公务员。在这种尺度下，中学的教材和教育与我的理想相去甚远，我在内心感到很是无谓。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帮助我在短短几周内决定了我的前途，解决了与家中长期争吵对峙的问题。鉴于我严重的肺病，医生劝告母亲说，无论如何，将来不应让我在办公室中工作，同时实用中学的学习必须中止至少一年。因为这一变故，我长期来一直企望，并为此常常争执不休的学习绘画的愿望，几乎变成了现实。
在这种情况下，母亲终于同意让我在离开实用中学后，到艺术学院去学习。
那是一段幸福的日子，我觉得我是在作一个美梦，也许它确实是一个梦。两年后，因为母亲的去世，这一美好的计划嘎然而止。
这是一个漫长的、充溢了痛苦的重病的结局，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康复的希望。这对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我尊敬我的父亲，对母亲则是深爱着。
窘困与艰难的现实迫使我必须尽快作出抉择。父亲遗留下来的不多的财物，因为母亲的重病消耗殆尽；我所获得的孤儿抚养金并不足以维持一个人的生活，现在我必须靠自己的力量来养活自己。
提起小箱子，带着外套与内衣，还有一颗具有坚定意志的心，我来到了维也纳。父亲15岁那年所取得的成就，我希望也能在我的命运中获得。我也希望能够成为“什么”，但绝不是公务员。
第二章 在维也纳学习与受苦的年代
第一节
在母亲去世后，命运已经决定我了的去处。
在那段悲伤的岁月中，我来到了维也纳，准备参加艺术学院的入学考试。当我带着厚厚一扎画稿上路时，满怀着信心，自信会很轻易地通过考试。在实用中学里我的绘画成绩名列前茅，是班里最好的学生。在此之后，我的绘画技巧又有很大的长进和发展，我感到自豪和幸福，并对此寄予着极大的期望。
一个阴影不时地萦绕在我的周围：我在铅笔画（zeichnen）方面的天赋似乎超越了我的绘画（malen）才能，特别是在各种建筑领域。与此同时，我对建筑艺术的兴趣也与日俱增。促使这种兴趣增长是在我16岁那年，我第一次访问维也纳，在那里逗留了两个星期。我到那里去，原是想研究学习皇家博物馆画廊的绘画藏品，但是我的眼睛却停留在博物馆本身。每天从清晨到深夜，我倘佯在名胜之间，从这一处到另外一处，只是欣赏建筑艺术，它们深深地吸引着我。
现在我第二次来到这座美丽的城市，焦灼不安地等待着，但是同时也为我的入学考试成绩感到骄傲。我确信自己会成功，所以在遭到拒绝后，无异于被晴空霹雳击中。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当我在校长面前自我引荐，希望他能就我未被艺术学院录取的原因作一解释时，这位先生向我肯定，我交来的画稿无可非议，完全符合有关录取画家的规定，但是我的才能很明显在于建筑领域；艺术学院的绘画系不适合我，我应到建筑学院去学习。在此之前，我既没有进过建筑学校，也没有上过一堂建筑课，起初人们对此完全无法理解。
我颓丧地离开了这座位于席勒广场的雄伟建筑，在我年轻的生命历程中我第一次显得犹疑彷徨。我的才能究竟属于哪一方面，这一冲突象是一道刺目的闪电撕扯开来。这是我长期以来的隐忧，直到现在也没有人能给予我一个明确的解释和指示。
几天后我清楚自己要做什么，我要成为建筑师。
这是一条漫长与艰难的路。由于抗拒与固执，使我在实用中学里耽误了学习，现在我不得不自食其果。进入建筑学院要以在建筑技术学校学习为前提，还要出具通过高中毕业考试的证明。这些都是我所不具备的。以一般人的判断，要满足我的梦想已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了。
母亲去世后，我第三次来到维也纳，这次我要在这里生活很多年，岁月的流逝，使我平静、坚定地回到这里来。我恢复了以前的固执，再次确定了我的目标。我要成为一名建筑师，我没有发现任何障碍，迫使人为之妥协与退缩，而是应该击垮它。我要击碎那些障碍，父亲的形象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他通过奋斗，从一个乡下孩子和鞋匠学徒，一跃而为国家公务员。我的处境比他当年好多了，奋斗的机会得来也更容易。当年看似是命运中的坎坷，现在看来则是天意的智慧。当灾难的女神将我玩弄在她的掌心，并试图威胁破坏我的梦想时，反抗的意志就会增长，而意志将会获得最终的胜利。
这应当感谢我往昔的岁月，使我变得坚强，并得以维系这种坚强。更加应该赞颂的是灾难女神，她将我从空洞的没有意义的生活中拉扯出来，她从温柔的鸭绒被中抱走了母亲的宠儿，让忧愁夫人来作他新的母亲。她无顾于他的反抗，将他抛进那悲惨与贫困的世界，让他学会，在将来的斗争中他所需要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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