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38年人，文革前大学生，学机械，浙江人，在我记事起就是厂里的技术负责人，总工之类的职务，家庭成分貌似不好，一直没有入党，到80年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才入党。那个年代在国企，不入党基本就是没有政治前途。
父亲留下的遗物包括当时祖父去世情况的随笔，祖父在60年代困难时期去世，可能存在营养不良的情况，当时老家的小孩子很多，出现吃不饱肚子的情况，父亲当时已经在北方，他经常说起祖父大概是自己不舍得吃，留下粮食给孙子外孙们。祖父世代务农，大概是在解放前那几年买了一些田地，那时候浙江有很多有钱的富户出逃，廉价卖地，最后买家钱地两失。不过他还是努力培养了父亲读书，算是耕读传家，还是很有见地。
记忆里父亲是国内大型浮选机组的主设计师，好像最大到16立方米还是36立方米，算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机组，作为厂子里少数几个受过完整高等教育的工程师，还是很受尊重的。当时南方职工在北方可以特供大米，也就是可以把几斤粗粮玉米面换成大米，算是唯一的福利。他一直拿54块钱工资，家里三个男孩子，日子过得很不容易。记得小时候很少有肉吃，每天吃饭也是狼吞虎咽。
70/80年代，工厂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去当地的矿山做些定制设备业务，当时矿上条件虽艰苦，但是已经开始有酒有肉，厂里的几个人去应酬，说是他们几个去了拿起香油（芝麻油）就喝，被传了很久。
父亲大学60年代初毕业后最早分配到省城的大型机器厂，说是阎锡山年代的顶级兵工厂，规模很大。后来为了解决母亲的两地分居问题，调到了晋北这个新建中型机械工厂，一干就干了一辈子。这个厂当时和苏联援建中国的56个重点项目有关，56个重点项目其中包含一个大型矿山机械厂，项目主体在洛阳，就是后来隶属一机部的洛阳矿山机械研究所，厂所一体，后来国家在晋北的主要煤矿产地设了矿山机械厂，算配套生产厂，主要生产大型洗煤选煤设备，为华北地区洗煤场和坑口火电机组配套，属于计划经济的基础装备。现在看，还是很有战略意义的。
父亲大概年轻时候很有政治热情，参加过四清运动，但是在一个没有水喝的小山村经历过最初的思想冲击，他整个思想很倾向刘少奇，晚年病重还一直说如果刘能多干几年，国家不会那么艰苦。他后来远离政治，母亲成分更加高，两个南方人在北方艰难求生，沉默寡言，虽然有供应粮，但毕竟塞外苦寒之地，物产不丰，与江南水乡比，可谓天差地别。我们兄弟三人最后都回到了东南沿海，也和这个有很大关系。
0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