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有沒有能力讓3100令吉成為企業可以負擔的重量？最低薪資政策的成功，不是讓政府宣布漂亮的數字，也不是讓工會贏得談判，更不是讓企業保住利潤。真正的成功，是讓工人薪水提高、企業繼續生存、投資繼續進來、生產力繼續提高。工資提高，不能靠行政命令硬推；最終還是要靠生產力把它賺回來。
马来西亚制造业联合会（FMM）总会长李祖国对大马职工总会（MTUC）提出的3100令吉最低薪资持不同看法。他认为最低薪资如果从1700令吉猛增82.4%至3100令吉，不仅逼近国内每月薪资中位数，更将打击传统中小企业及劳力密集型行业，进而削弱我国制造业的区域竞争力。
李祖国表示，3100令吉将是许多东盟国家制造业的两倍以上，大马制造业首当其冲。他认为，最低薪调整应考量生产力增长、企业承受能力、国际竞争力、就业机会、通胀，以及对企业造成的影响。
李祖国也因此认为，国家薪金谘询委员会（NWCC）应全面评估调薪对各行业和不同规模公司的影响。若需调整，增幅必须温和、渐进且可预测，并给予缓冲期，让企业尽早规划。
提高最低薪资应三思而行
提高最低薪资，理论上值得支持；但问题不是“最低薪资该不该提高”，而是提高多少？大马职工总会提出，将最低薪资提高1400令吉至3100令吉，增幅高达82.4%。这似乎不合理，这是企业薪资结构的“大地震”。
自2013年最低薪资制度实施以来，最低薪资一直逐步调整，从半岛900令吉提高至目前1700令吉，但从未出现一次性82.4%的调幅。调至3100令吉的最大问题，不是“工人不值得”，而是“传统企业如何应付？”
先看看大马今天的薪资结构。根据统计局资料，2026年3月，正式部门月薪中位数为3027令吉。大马职工总会提出的3100令吉，非常接近大马目前全国薪资中位数。
换句话说，3100令吉不是一个离谱的“高收入”，但如果把3100令吉定义为全国最低薪资，问题就完全不同了，因为它非常接近全国正式雇员的薪资中位数，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企业薪资阶梯的底部与中间值挤在一起。一名刚入行、没有经验的工人，如果薪资是3100令吉，那么做了几年、有技术、有经验的员工该拿多少？必定会叠高薪资成本。
如果企业要维持合理的薪资差距，最低薪资增加1400令吉，就不可能只有最低薪资员工加薪，势必牵动整条薪资结构，这是企业最值得担心的地方。
与东盟比较：大马薪资竞争力面临考验
我们姑且与东盟国家比较看看。
东盟各国最低薪资制度不完全相同，有些采全国统一，有些按地区或行业区分。
以2026年的资料来看，大马最低薪资1700令吉约为428美元；印尼最低薪资约为每月323美元、泰国部分地区最低薪资约372美元、越南高薪地区最低薪资约299美元、菲律宾马尼拉最高为396美元。
以大马的生活水平来看，1700令吉的薪资不算高，但如果直接把最低工资提高到3100令吉，很明显的会推高大马产业的低薪门槛，而面对东盟制造业的竞争。大马如果要比别人付更高的最低薪资，就必须同时证明，我们的生产力也比别人高，否则企业支付的不是“更高的薪资”，而是“更高的成本”。
台湾的经验也值得观察。台湾2026年最低月薪为925美元，较2025年提高3.18%。台湾最低薪资的调整过程，是由劳资、政府、学者专家共同讨论，并把物价、经济成长及劳动市场等因素纳入考量。值得大马借镜的，不只是台湾最后订出的最低薪资，而是它背后的调整机制。
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想了解，亦即3100令吉这个数字是按照什么公式计算出来？生活成本？生产力？GDP？家庭生活工资？还是按照工会认为“工人应该得到多少”？如果没有清楚的计算公式，3100令吉不是沦为政治口号，就是造成企业负担。
最低薪资增加82%，企业如何消化？
从企业经营角度来看。
假设一家传统企业目前薪资成本约占营业成本10%至15%，最低薪资从1700令吉增加到3100令吉，薪资本身增加82.4%。如果简单以薪资占成本10%计算，其他条件不变，整体成本就可能增加约8.2%；又如果薪资占成本15%，则可能增加约12.4%。
当然，实际情况不会如此简单，但这个简单算式已经说明问题：对一个净利率只有5%至10%的传统企业而言，成本突然增加数个百分点，会让企业亏损。最坏的结果，不是老板少赚一点，而是干脆不做了，工人连1700令吉都拿不到。
最低薪资提高，可能因成本转嫁而引起通胀，结果是消费者买单；引发裁员，失业率增加；企业倒闭，劳资双方共同损失。这是一个不能被忽略的问题。
调多少，以及怎么调。最低薪资应该有“公式”，而不是凭“感觉”。我们认为，大马下一步需要改革的，不是调整最低薪资，而是建立一套透明、可预测、可调整的最低薪资公式。
公式至少包括4个要素：亦即通货膨胀、劳动生产力、薪资中位数及整体薪资成长、国际竞争力。大马是一个高度依赖贸易与外资的开放经济体，薪资提高是必要的，但不能让企业的劳动成本突然远远高于竞争对手。
因此，最低薪资应该采取定期、渐进、可预测的方式调整。例如每两年检讨一次，而不是每隔几年突然政治式大幅调整。如果经济成长5%，生产力成长3%，通胀2%，那么最低薪资应该如何调整，可以透过制度计算，而不是每一次都变成劳资双方的攻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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