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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Being Carried》看无障碍剧场 让身障者说自己的故事 - 副刊 - 新教育 - 教育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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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表演作品中,身心障碍者经常被描绘成需要怜悯的弱势群体,或被塑造成身残志不残的励志典范。但如果让一群身心障碍者亲自走上舞台,从头到尾主导创作,他们又会如何述说自己的故事?

《Being Carried》剧照

吉隆坡表演艺术中心于今年7月上演了一出特别的剧作。舞台上的演员有聋人和妥瑞氏症患者,也有肌肉萎缩症患者。就连台上的手语翻译员,也不只是负责手语翻译,她还参与了演出,成为作品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这出剧场作品名为《Being Carried》,由身心障碍艺术家共同创作与演出,以“当事人”的视角与独白,诉说身障群体的真实心声。作品中不乏幽默台词,笑声背后却蕴藏振聋发聩的力量,引领观众思考人与人之间“承载”与“被承载”(Being Carried)的关系。

编导奥莱利(Kaite O’Reilly)来自英国,她长期投入身心障碍主题的创作,本身也是身心障碍权利运动的积极倡议者,致力为身心障碍群体争取平等的机会与权利。

大约8年前,她在英国认识了《Being Carried》的制作人邱子睿(Grace Lee-Khoo)。当时,邱子睿在伦敦一家由身心障碍者主导的剧团工作,后来回到新加坡,创立Access Path制作公司。
《Being Carried》从去年开始筹备,奥莱利特地来到马来西亚,与这里的聋人、身障者和神经多样性人士交流,了解他们的生活与处境,再将这些经验转化成剧本。

《Being Carried》剧照 《Being Carried》演出阵容:Gejaletchumi Murugaya(左起)、戴忆伶、Ammar Karim、Wheelsmith及Ho Lee Ching。

不同,不代表低人一等

谈到身障者,社会往往要么将他们视为需要怜悯、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要么就是将他们塑造成励志的典范,强调身残志不残。然而,对奥莱利而言:“我们不是需要被施舍的对象,我们并不比其他人低人一等。事实上,我反而把我的障碍视为一份礼物,它让我对人类有了更丰富的理解。”

邱子睿也说,很多时候,社会太过沉迷于“生产力”,也习惯以单一的方式、单一的节奏去衡量一个人的价值。

“但如果我们选择不同的步调,又有什么不对?如果走一条不同的路,以另一种方式去做事情,又有什么不好?”

这些提问,正是《Being Carried》想要传达的核心。

奥莱利在英国拥有丰富的剧场创作经验,也曾与美国、新加坡、纽西兰、台湾等地的身心障碍者合作。她认为,虽然不同地方有各自的文化与观点,可是身心障碍者在被边缘化,以及被人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等方面,面对的处境其实有许多相似之处。

《Being Carried》是2025年英国Unlimited国际委约作品,并获得英国文化协会资助。Unlimited旨在资助及推广由身心障碍艺术家主导的艺术创作,同时推动艺术界的无障碍环境与共融。

许多人认为,在无障碍剧场里,口述影像主要服务视障者,手语翻译则是为聋人而设。但对奥莱利来说,这些无障碍设计不只让身心障碍者能够参与,也能提升所有观众的观赏体验。因此她始终相信:“无障碍剧场,就是对每个人都友好的剧场。”

此次制作团队的用心,也不只体现在舞台本身。他们不仅关注舞台空间是否无障碍,也全面检视场馆是否对所有人友善。

邱子睿表示:“如果沟通、行销、观众入场后的体验,甚至是场馆本身都在制造障碍,那么,制作一出无障碍的演出,又有什么意义呢?因此,从头到尾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获得妥善照顾。”

售票期间,她曾收到一些询问,例如“请问表演场地如何?我害怕人潮”。

对于这些问题,她都尽可能提供详细资讯,好让每一位前来观赏演出的观众,无论是不是身心障碍者,都能安心入场,并感受到宾至如归。

为营造友善的剧场环境,《Being Carried》演出场地外设有安静空间,让观众在有需要时离开人群放松身心。 《Being Carried》演出阵容:Gejaletchumi Murugaya(左起)、戴忆伶、Ammar Karim、Wheelsmith及Ho Lee Ching。

由身障者和神经多样性人士主导的剧场作品

此次登台演出的艺术家,包括Teater Untuk Semua创办人Ho Lee Ching、音乐人兼轮椅橄榄球运动员Wheelsmith、聋人艺术家Gejaletchumi Murugaya、聋人舞者及编舞家Ammar Karim,以及手语翻译员戴忆伶。

虽然这是一出由身障者和神经多样性人士主导的剧场作品,但团队并不是为了博取怜悯的掌声。他们更希望做的,是一出真正优秀和值得被欣赏的作品。

在奥莱利看来,真正的无障碍剧场,不能只是因为舞台上出现了身心障碍者,就觉得自己已经足够进步、足够政治正确,甚至以此宣称自己已实践了平权。

“因为如果在其他层面,我们依然被描绘成弱者、受害者,或是需要被帮助和拯救的人,甚至被塑造成励志典范,那么其实什么都没有改变。”

她认为,真正的改变,还包括重新检视剧场的权力关系,以及我们究竟如何述说身心障碍者的故事。

当身心障碍者不再只是被观看的对象,而是拥有真正的话语权、能够述说自己的故事时,奥莱利说,剧场才算真正走向无障碍与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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