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要36万“带孙费” 上海徐阿姨把儿子告了

索要36万“带孙费” 上海徐阿姨把儿子告了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帮儿女带孙，要“价”36万元。

　　2026年4月，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佘山法庭审结了一起民事案件，文书称4个月前，年近七旬的徐阿姨将亲生儿子告上法庭，索要15年来的“带孙费”，共计36万余元。

　　在徐阿姨的陈述里，儿子自从与前妻离婚后，长年在外，从未对女儿尽过教养义务。多年来，孙女的生活费、教育费与医疗费等，都由徐阿姨独自承担。2026年1月，在法院的多轮调解下，徐阿姨的儿子将20万元存款打入以孩子名义设立的账户，作为对母亲过往抚养支出的一次性补偿。

　　带孙15年倒贴36万，徐阿姨状告亲生儿子要“带孙费”

　　几乎在同期，北京与福建也公开了两起“带孙费”相关事件。

　　3月，福建长汀县法院调解一起纠纷：张大爷因女儿长期在外打工，自2016年起抚养外孙女长达9年，负担其生活费、教育费等大量支出。后因年迈体衰、经济压力增大，起诉女儿要求补偿。经调解，女儿分期补偿张大爷9.5万元。

　　4月，北京市通州区法院审结一案：一对夫妇自孙女1岁起承担其日常生活、兴趣班及医疗等全部开销，后将儿子儿媳诉至法院，索要垫付的抚养费32万元。经核算，法院最终判决孩子父母支付12万余元。

　　这三起时间相近的“带孙费”案件，判决皆有相似之处，即肯定了老人带孙子不是应有之义，而是应当得到合理补偿。

　　这是一个长久以来被折叠的议题：老人帮子女带孩子，究竟是天经地义，还是一种需要被补偿的照料劳动？

　　老人是否有义务帮助子女带孩子? /图源：图虫·创意

　　做饭、喂养、陪睡、接送、就医、辅导兴趣班，甚至要承担孩子日常开支的相当一部分，祖辈参与隔代照料，从“补位型帮扶”逐渐变成一种长期、稳定、高强度的家庭劳动。长久以来，“带孙”问题多被视为家庭内部事务。但今年以来，这一话题逐渐进入公共讨论视野。

　　01

　　带孙子该无偿吗

　　第一次说起给婆婆 “带孙费”，是杨丽自己提出来的。

　　“婆婆从老家赶过来，要切断原本的社交圈子，适应新的生活环境，一个人承担起照顾宝宝的责任，牺牲还是很多的。我们每个月给她5000元，2000元作为生活费，另外3000元直接打到婆婆卡上用于还他们在山西买的一套房子的房贷。”杨丽说，这也是为了保障婆婆的基本吃穿用度，让她有点慰藉，不想让婆婆的牺牲成为 “理所当然”。

　　杨丽家是典型的双职工家庭育儿模式，她是一名特教老师，丈夫从事工程工作。孩子出生后，婆婆从山西来到长沙，从孕期开始照顾她，孩子出生之后也一直在帮忙。直到现在孩子八个月大，婆婆几乎承担了家庭中大部分日常照料事务。

　　杨丽和丈夫一般不在家吃一日三餐，婆婆负责日常买菜、做饭、照料孩子和其他家务。每个月的2000元只覆盖婆婆自己的菜钱，多出来的部分则作为照料劳动的补偿。

　　带娃是体力与脑力的双重消耗/图源：图虫·创意

　　和杨丽自己主动提出给带孙费不同，每月一日按时转账给婆婆的这笔辛苦费，是邵邵和丈夫在待产期就商量好的。

　　在广州生活的邵邵，今年刚生了宝宝。原本计划由自己母亲在产假期间帮忙，没想到母亲在她出月子前一天突然生病住院，婆婆便从甘肃老家赶了过来。

　　“宝宝还没出生我跟丈夫就商量好了，外婆过来帮忙带孙子，每个月要给2000块钱的辛苦费。后来外婆出了点意外，奶奶愿意来照顾宝宝，也是一样的。”

　　婆婆从老家赶来帮小两口带孩子，努力克服水土不服、学习科学育儿的知识、晚上带娃陪睡——邵邵看在眼里，也认为这份付出应该被“标个价”。在她看来，这笔钱不能被称为工资，也不是在买断亲情，只是一种家庭内部的情感确认：让婆婆知道她的付出是被儿子儿媳看见的。

　　当然，也有老人主动提出，带孩子，需要给一定的费用。

　　《凡人歌》剧照

　　杨丽在孩子出生之前有询问过自己的妈妈，妈妈要求“除了日常开销外，还要给3000块辛苦费。”杨丽认为，妈妈的诉求和一般传统观念不同，但也表示理解，包括她妈妈在内的很多祖辈才五十多岁，没到退休年纪，本身有工作、房贷和生活支出，如果放弃自己的工作来帮子女带娃，等于损失一份稳定收入，子女补贴辛苦费理所应当。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隔代抚养在传统家庭中十分常见。改革开放后，随着城市化加速，乡村中青年大量外流，孩子被迫留在老家由老人照看，“留守一代”由此形成。而在城市，日益普遍的双职工家庭，也让一对夫妻的育儿事务成为难题。双方父母前来帮衬带娃，逐渐成为延续下来的家庭惯性。

　　与此同时，随着社会分工细化和年轻人工作压力加大，祖辈对孙辈的照料，逐渐从偶尔照看、临时搭把手，发展为愈加全面地渗入整个家庭日常。80后、90后乃至部分00后中，不少人都有着与祖辈单独生活的童年记忆，这已成为当代中国家庭育儿模式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孩子与祖辈单独生活已成为当代中国家庭育儿模式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图源：图虫·创意

　　如今，“带孙费”这一看似反直觉的词条得以成立，折射出过去十年来，传统的家庭协作模式，并未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得到根本扭转。然而，家庭内部的反思与权利重构，却已经开始。

　　02

　　谈法律，不谈感情

　　并非所有家庭都能像杨丽家一样默契。

　　当协商无效，一些老人便选择了更强硬的方式——对簿公堂。老人把子女告上法庭，索要“带孙费”的案例，在十余年前难以想象；而离婚案件中，原本聚焦于财产分割的争议，也时有因“这些年谁爸妈带得多”而卷入补偿诉求，演变为财产与情感的双重清算。

　　“带孙费”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术语，法律层面也没有单独的案由，它是近年司法实践中对“祖父母代为抚养孙辈所支出的费用及劳务补偿”的通俗说法。

　　事实上，《中华人(专题)民共和国民法典》（简称《民法典》）第五编“婚姻家庭”对此有明确界定。第一千零五十八条规定，父母共同承担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和保护义务；第一千零七十四条则规定，祖父母、外祖父母仅在父母死亡或无力抚养时，才对孙辈负有抚养义务。

　　截图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编　婚姻家庭

　　可见，父母的抚养义务前置于祖父母、外祖父母对孙辈的抚养义务，只有在孩子父母无抚养能力的情况下，祖辈才应帮忙带孙。

　　上海市申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刘桂娥处理过不少婚姻家事案件。她告诉南风窗，“带孙费”相关诉讼不算家庭纠纷中的主流案件，而是近几年才频繁出现且呈明显上升趋势的一类案件。

　　刘桂娥指出，在法律框架里，判断老人索要“带孙费”是否合理的核心依据，通常是《民法典》中的无因管理。“无因管理相关法条规定，管理人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管理他人事务的，可以请求受益人偿还因管理事务而支出的必要费用；管理人因管理事务受到损失的，可以请求受益人给予适当补偿。”

　　在带孙这件事上，父母有教育、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祖父母、外祖父母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有抚养权利和义务。因此，老人带孙在一般情况下并非法律强制的责任，而是一种“代子女管理”的行为。

　　《凡人歌》剧照

　　一旦这种照料劳动超出“亲情纽带”或“临时帮忙”的范畴，老人长期高强度地无偿照料孙辈、垫付各类费用，老人便可以依据无因管理，要求子女偿还必要支出，并酌情获得劳务补偿。

　　刘桂娥分享了一起典型案例，与本文开头所述有所不同——2024年上海静安法院审理的一起“带孙费”案。滕老伯夫妇起诉儿子滕先生与儿媳冯某，要求支付大孙女2014至2022年住宿费和生活费88万余元及小孙女2018至2021年开销8万余元。

　　法院认为，大孙女随祖父母生活期间父亲也参与抚育，小孙女随父母生活，祖父母基于亲情自愿帮助，且双方无费用约定，故驳回诉请。判决后各方未上诉。法院表示，隔代抚养纠纷的裁判，以自愿帮助为原则、公平补偿为例外。

　　现实中，不少祖辈长期承担事实抚养责任，但维权存在难点。刘桂娥表示，败诉最核心的原因不是取证难，而在于司法裁判的底层逻辑——社会普遍认知里祖辈帮带孩子属于家庭互助，司法不会轻易介入家事伦理，不会随便把亲情照料定性为有偿法律行为。

　　《出走的决心》剧照

　　在带孙纠纷中，老人往往主张自己并无带娃义务，却长期照料孩子，垫付了生活、教育、医疗等必要开支，子女应予补偿。法院通常只支持必要费用，不支持“劳务费”“住宿费”等更像工资性质的项目。

　　“诉讼往往是家庭关系破裂的结果，而非原因。”上海市百汇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上海律协婚姻家事专业委员会委员梁聪律师告诉南风窗，这类案件更多被归入财产纠纷。真正走到诉讼阶段的，往往不是单纯因为钱，而是家庭关系已经明显紧张，甚至伴随离婚、财产分割、夫妻感情破裂等问题。

　　“感情好的时候，大家都没有那么计较；感情不好，就什么账都开始算了。”

　　03

　　权责重构

　　理不清的家庭账目背后，是一场关于家庭责任的重新计算。

　　年轻父母有着可以量化的现实压力。据国家统计局官网，截至2025年，中国双职工家庭（一个家庭中夫妻两人都有职业）比例在70%以上。这意味着，大量的新手父母除了早期孕产假以外，缺乏长期稳定的育儿时间。而优质育儿嫂市场供不应求、价格高且流动性大。

　　与此同时，他们面对着工作竞争、生活成本和越来越高的育儿成本，如果一方辞职带娃，往往意味着收入减半。于是，依靠时间灵活、身体康健的祖辈帮忙照料孙辈，成为双职工家庭最理想的育儿模式。

　　在过去，老人帮子女带孩子，常常被纳入一种主动牺牲和家庭幸福的叙事。而“带孙费”争议的出现，反映出老年人群体的个人意识与心态变化。

　　《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剧照

　　主动向子女索要带孙补偿的老人，计算的则是私人的时间和身体。随着退休年龄延迟等因素，祖辈带娃的舒适空间也在下降。比如杨丽提到的“五十多岁的妈妈还在工作还房贷”，也并非个案。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姜全保告诉南风窗，老人主体意识增强是“带孙费”纠纷增多的原因之一。他们不再完全接受无偿奉献的传统。当隔代照料超出家庭互助范围，部分老人可能通过法律途径明确自身权益，使得家庭责任重新分配。

　　长期以来，家庭内部劳动缺乏合理的计算机制。

　　姜全保表示，中国家庭中，女性长期承担主要的家庭照料工作，育儿、家务等通常被认为是女性的责任。下一代生育后，女性祖辈往往也会成为照料孙辈的主要承担者。

　　年轻父母往往更信任外婆或奶奶的看护经验，老年女性基于对子女的体恤，也倾向于将带孙视为自身“母职”的延伸。同时，女性法定退休年龄普遍早于男性，当孙辈出生时，老年女性多处于刚退休、身体尚健朗时期，成为家庭照料劳动力中最先到位、最充裕的选择。

　　《父母爱情》剧照

　　过去，这种付出依靠亲情纽带维系。老人相信，自己帮助子女，未来也会获得子女的照顾。但随着家庭结构变化，这种传统的资源交换关系正在发生改变。

　　越来越多年轻家庭成为独立的小家庭。子女因为工作原因远离父母，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不再像过去那样紧密。与此同时，老年人的生活方式也发生变化。他们拥有日渐完善的养老保障，有自己的生活安排，也更加重视退休后的个人时间。

　　带孙，不再一定是一项必须接受的家庭任务，而逐渐成为一种可以选择的家庭帮扶。从这个角度看，“带孙费”的出现，并不只是老人开始“算账”。它更像是一种新的家庭协商机制正在形成。

　　而身处这个社会中的家庭，需要主动面对这场关于爱与责任的重新谈判。

　　（杨丽和邵邵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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