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的另一面

读杨绛先生的《我们仨》，才知道钱锺书夫妇晚年住进宽敞舒适的“部长楼”完全得力于胡乔木的帮助。杨绛先生在她的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有一位乔木同志的相识对我们说：‘胡乔木只把他最好的一面给你们看。’”

有幸见过胡乔木“最好的一面”的，当然不止钱锺书夫妇，胡乔木的校友季羡林也曾目睹了这“好的一面”：“他到我家来看过我。他的家我却是一次也没有去过。什么人送给他上好的大米了。他也要送给我一份。他到北戴河去休养，带回来了许多个儿极大的海螃蟹，也不忘记送我一筐。他并非百万富翁，这些可能都是他自己出钱买的。”

湖南的钟叔河先生，也在文章里提及过乔公的“好的一面”：“总之到了一九八五年，当我有了一点点选题出书的可能时，便立即编印了一部《知堂书话》，这是中国大陆一九四九年后第一部署名‘周作人著’的新书。接着又来策划重印《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各种……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夜读抄》还没有印出来，湖南的‘三种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丑陋的中国人》和‘周作人’）就挨批了。幸亏搞zz的人也还有懂文学、懂周作人的，这才使我自己没有再一次落到五七和七?年那样的境地。”

钟叔河提到的那个“懂文学、懂周作人的”“搞zz的人”就是胡乔木。

这内情在几年之后我才知道，九一年五月十九日黄裳先生来信告诉我：去冬乔木来沪，一次谈天，谈及周作人，他自称为“护法”。并告当年吾兄呈请重刊周书事，最后到他那里，他不顾别人反对批准的。谈来兴趣盎然。

从此我便对乔木有了一种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