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兵推歷來的想定情境，共軍發動「兩棲搶灘登陸」，或出動艦隊實施外海「封鎖隔離戰」。但《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近日刊出的兩篇專論，卻點出了台灣防衛構想最致命的戰略盲區：當北京的武統劇本已演進為「不碰外國商船」、聚焦「摧毀台灣碼頭」的低成本窒息戰，台灣海軍卻仍執著於建造昂貴的大型水面戰艦，戰時恐淪為昂貴的固定靶標。 聖母大學（University of Notre Dame）政治系副教授高茲（Eugene Gholz）與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貝爾弗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Belfer Center）研究員戴維斯（Kerby Davis），在8月4日發表的《中國可能選擇的戰爭》（The War China Might Choose）中示警：北京若要對台動武，成本最低、風險最小的底牌，既非全面攻台，亦非傳統圍島，而是以精準飛彈摧毀台灣港口起重機與碼頭設施的「火力封鎖」。 前美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布萊爾（Dennis Blair）海軍退役上將，與台灣國家太空中心（TASA）資深顧問廖宏祥（Holmes Liao）9月4日發表《如何贏得海峽戰役：精簡的海軍能拒止中國》（How Taiwan Can Win the Strait），警告台灣若持續將珍貴的防衛資源押注在昂貴、脆弱的「大型水面戰艦」，在海峽狹窄水域與現代高精度偵蒐鏈面前，無異於製造待宰活靶。 免對商船開火的「精算表封鎖」 美國海軍中校安德・海爾斯（Ander S. Heiles）在美伊戰爭爆發、伊朗封鎖荷莫茲海峽後分析，中東的航運要道之所以陷入癱瘓，其實不是因為水雷或軍事強行封鎖，而是承保全球90%海運噸位的國際船東互保協會（P&I Clubs）撤銷了戰爭保險、以及隨之而來的商業決定，這種被他稱為「精算表封鎖」（The Insurance Blockade）的金融窒息手段，直接導致上千艘商船在波斯灣內外動彈不得。 高茲與戴維斯則分析，傳統海上封鎖對北京而言也是一場戰略豪賭。因爲國際巨輪航行於公海，根本不會理會共軍海警或海上民兵的逼退廣播；共軍若想強行攔檢，就必須在公海上對外籍商船開火，這也等於奉送美軍介入台海戰事的動武藉口。 北京最合理的做法，毋寧是「火力封鎖」：僅需動用不到500枚短程彈道飛彈，轟擊台灣商港的碼頭裝卸設施與起重機，台灣就會失去85%的海運進口量。因為外國商船即使駛抵台灣外海，也因深水碼頭起重機全毀而無法靠港卸貨。更重要的是，全球航運保險恐怕也會對台灣及周邊商路自動斷保，達到封鎖台灣（國際貨輪不敢靠近）的相同效果。 北京屆時勢必宣稱這純屬「中國內部事務」，由於沒有直接對國際貨輪威嚇或動手、公海航行也沒有受到阻攔，美軍與國際社會自然失去了出兵護航的底氣。華府智庫戰爭研究所（ISW）也指出：共軍早已排練了切斷台灣電力供應的封鎖行動，官媒甚至發布對模擬台灣LNG儲存設施進行飛彈襲擊的影像，這也說明共軍的戰略思維確實已跳脫「傳統圍島」，精準鎖定台灣極度脆弱的能源碼頭實施點穴式封鎖。 對於共軍的「低成本窒息戰」，高茲與戴維斯開出的解方是：台灣與盟國應立即組建自備裝卸跳板、無須碼頭起重機即可卸貨的滾裝船（Ro-Ro）應急儲備船隊，即便碼頭的重型機具全毀，也能以滾裝船繼續保住物資生命線。諷刺的是，中國早在「軍民融合」國家戰略下，將滾裝船徹底武器化，頻繁進行大規模跨戰區機動演習，成為共軍實施非正規登陸與戰略運補的主力載具。 當代海戰的血淚教訓：大型水面艦的生存危機 如果說「火力封鎖」敲碎了台灣後方港口的安穩濾鏡，布萊爾與廖宏祥則是進一步點破台灣建軍的盲區。兩人直言，台灣海軍仍在規劃建造全新的7000噸級主力艦，以及12艘3000噸級的輕型巡防艦，然而「在僅100浬寬的台海狹窄水域中，在現代先進感測器與精確導引武器面前，大型水面艦早已不再是戰力的象徵，而是致命的戰術包袱。」 兩位作者也舉出近代戰史與近年的實戰教訓，包括1982年福克蘭戰爭，阿根廷海軍的主力巡洋艦「貝爾格拉諾將軍號」遭英軍潛艦擊沉，阿根廷因懼怕主力艦再遭殃，將整支艦隊全數撤回本土港內，實質上拱手讓出制海權；在烏克蘭的黑海戰役中，烏軍則以兩枚岸置海王星反艦飛彈，擊沉配備三層防空網的俄軍黑海艦隊旗艦「莫斯科號」，將俄軍主力逼退至邊遠後方港口。 此外，美軍今年2月對伊朗發動「史詩之怒行動」（Operation Epic Fury）後，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在《如何十天內報銷一支海軍》（How to Sink a Navy in 10 Days）報告中披露，美以聯軍開戰短短幾天內就擊沉伊朗超過60艘正規軍艦，這項分析徹底印證了美軍前太平洋司令布萊爾的擔憂：在現代高強度、低延遲的偵蒐網絡下，大型水面艦隻在開戰初期極易在港內或受限水域被致盲、殲滅。 CSIS的報告也指出一個關鍵的對照組：儘管伊朗的正規戰艦在10天之內就被摧毀殆盡，美以聯軍卻始終無法有效根除伊朗分散隱蔽在濱海的水雷、無人艇與小型機動快艇，導致正規海軍幾乎全滅的伊朗，仍有餘力持續封鎖荷莫茲海峽。布萊爾與廖宏祥則建議：台灣應全面轉向建造700至1000噸級、配備匿蹤穿浪雙體船型（Catamaran）的國造飛彈巡邏艦。 胎死腹中的「微型飛彈突擊艇」 由於台灣海軍全年的造艦預算約15億美元，軍方光是建造一艘7000噸級主力艦，預估就要耗費20億美元。這意味著造一艘注定成為飛彈靶子的大型水面艦的經費，就足以籌建一支由雙體巡邏艦組成的狼群部隊，分散隱蔽在全島200多座漁港之中。這也讓人想起前參謀總長李喜明上將的「微型飛彈突擊艇」計劃：籌建60艘僅50噸、吃水僅1.5公尺、具備極佳匿蹤效果的微型快艇，平時分散靠泊於全台商港與漁港，透過數據鏈接收陸基雷達即時情資，發射反艦飛彈對來犯共軍實施狼群突襲。 喬治梅森大學安全政策研究中心（George Mason University's 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 Studies, CSPS）2018年就曾提出「威懾三重困境」（Deterrence Trilemma）：台灣必須同時面對三個彼此衝突的目標——反制灰色地帶騷擾（需要投射主權的主力艦）、戰時提高入侵成本（需要高存活率的不對稱武器）、以及極度受限的預算。唯一解方在於落實「彈性防禦拒止」（elastic denial-in-defense）：在灰色地帶接受適度風險，將軍購資本集中於大量採購沱江級匿蹤巡邏艦、岸置機動飛彈車與智慧水雷。 李喜明則在《臺灣的勝算》中反覆疾呼：「載台不能殺敵，彈藥才能！」在兩岸國防軍費相差超過20倍的懸殊現實下，台灣建軍必須徹底揚棄「戰艦對戰艦」的對稱思維。台灣在戰時無法在遠海爭奪制海權（Sea Control），唯一的生路是退而求其次，建立讓共軍兩棲船團無法進逼的「海域拒止」（Sea Denial）與「整體防衛構想」（ODC）。 然而在李喜明2019年退伍後，他的「微型飛彈突擊艇」案與「整體防衛構想」都遭遇極大阻力，海軍甚至在2020年以「不符作戰需求」為由，主動申請撤案並繳回預算。布萊爾與廖宏祥一針見血地指出，「大型戰艦之所以長盛不衰，往往是為了船廠合約、政客剪綵的政治效益，以及向大眾提供心理安慰」。日前《風傳媒》專訪李喜明上將時，他也談到這段歷史，並稱在烏克蘭用無人艇奇襲並癱瘓俄羅斯黑海艦隊後，軍方又連忙編列預算、說要全力發展無人艇。他感慨要是沒有浪費這十年，「微型飛彈突擊艇」恐怕早就已經量產、甚至開始迭代，台灣的防禦實力將不可同日而語。 建軍思維仍在拉扯飄移 台灣防衛整備正處於關鍵轉折點。儘管國防預算持續成長、立法院通過國防特別預算，國防部亦成立「濱海作戰指揮部」整合岸防打擊部隊，但建軍重心依然充滿拉扯。畢竟國防預算上調是一回事，錢花在哪裡才是真正要害：ISW的追蹤數據顯示，在不對稱戰略的強烈呼聲中，台灣海軍依然宣布了「2040擴軍計畫」，預計在2040年前將主力戰艦規模從26艘擴增至32艘，包括採購全新的玉山級兩棲船塢運輸艦（LPD），以及多艘輕型巡防艦。 這正是台灣在「威懾三難困境」中解不開的死結：軍方耗費了大部分軍事投資預算，打造戰時在飽和火力打擊下幾乎毫無生存空間的大型水面艦，但在美軍前太平洋司令與國軍前參謀總長看來，這種不考慮戰時存活的建軍路線，形同將得來不易的國防鉅資，投入製造極其精美的靶子。 面對能以精準飛彈癱瘓後方港口、以綿密殺傷鏈封鎖台海空間的強敵，台灣倘若抗拒建軍思維的典範轉移，持續將資源耗費在開戰首日成為靶心的大型載台上，台灣的海上防線在實戰中恐怕步上伊朗與俄羅斯的後塵。唯有直面港口脆弱性、建立搶修與滾裝船的應急能量，並將艦隊徹底重塑為分散、隱蔽、致命的「千噸級刺蝟群」（或者李喜明上將所說的「一大堆機動、分散、精準、致命的小東西」），台灣的「海域拒止」才談得上真正的勝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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