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恐怖袭击已过去25年。这场导致近3000人遇难的袭击引发了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也将澳大利亚卷入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华德和安全问题专家表示，当今恐怖主义的威胁已演变得比当年更加复杂了。
“9·11”袭击造成2977人遇难，另有数千人受伤。遇难者来自90多个国家。
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当时正在美国访问。
就在前一天，他刚刚与时任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举行会晤。
“那段经历我至今记忆犹新。”霍华德前总理说，“我当时就在现场。我记得自己正在新闻发布会上，就在发布会期间，第三架飞机撞上了五角大楼。我还记得，拉开窗帘，就能看到波托马克河(Potomac River)对岸的五角大楼升起滚滚浓烟。”
随着美国关闭领空、华盛顿进入封锁状态，霍华德公开表示，澳大利亚将坚定支持美国。
几天后，这种支持进一步转化为军事承诺。霍华德与时任外交部长亚历山大·唐纳（Alexander Downer）通话后，澳大利亚政府决定援引《澳新美安全条约》（ANZUS Treaty）。
“美国方面专门安排我搭乘‘空军二号’专机离开。这是袭击发生后第一架飞离美国领空的飞机，它把我从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送到夏威夷，随后澳洲航空的一架班机在那里把我接走。也正是在搭乘‘空军二号’期间，我与亚历山大·唐纳进行了长时间通话。他建议我们应该援引《澳新安全条约》来展示对美国的支持。过去我们一直认为，这项条约是为了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需要时，由美国提供帮助，从未想到有一天它会以某种意义上的相反方式发挥作用。”
不到一个月后，美国及其盟友开始在阿富汗针对“基地”组织及为其领导层提供庇护的塔利班政权展开军事行动。
澳大利亚军队随后也投入了这场军事行动。这是澳大利亚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战争。
此后20年间，共有3.9万多名澳大利亚国防军人员赴阿富汗执行任务。其中41人阵亡。
霍华德近日在接受SBS新闻记者亚历山德拉·琼斯（Alexandra Jones）的专访时说，他从未认为这件事有什么“可犹豫”的。
“美国方面明确表示，他们十分重视澳大利亚军队的贡献。当然，每次决定派遣军队，我都会担心，因为我知道他们可能会牺牲，或者身负重伤。最终，我们有41名士兵在阿富汗牺牲。这对于澳大利亚这样一个国家来说是巨大的损失，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美国及其盟友撤军后，塔利班于2021年重新掌权。
但阿富汗战争只是各方应对“9·11”袭击的一部分。
这场袭击从根本上改变了各国政府应对恐怖主义的方式。机场安保措施全面加强，情报机构不断扩充力量，各国政府也相继推出更多监控和反恐授权措施。与此同时，各国安全机构开始更加密切地追踪跨境极端组织之间的国际联系网络。
时任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ASIO）负责人丹尼斯·理查森（Dennis Richardson）回忆了当时的情景：“我在家，刚刚上床睡觉，就接到了一位ASIO同事打来的电话。我起身，打开电视，和很多人一样，看到第二架飞机撞上大楼。显然，一场恐怖袭击正在发生。我打电话给当时正在西澳的司法部长，之后就赶到办公室，和许多同事一样，连续工作了36个小时。”
当时，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仅有约600名工作人员，如今这一数字已增至2200多人。
理查森表示，“9·11”事件发生后，该机构的工作重心立刻发生了转变，反恐成为了最重要的工作重点，也是最大的挑战。随后，这项工作迅速扩展到全球范围。ASIO开始排查曾在阿富汗等地接受“基地”组织及其关联组织训练的澳大利亚人。
理查森表示，这些调查几乎遍及全球。
而恐怖主义威胁很快便逼近澳大利亚。“9·11”事件发生一年多后，印度尼西亚巴厘岛旅游区发生连环爆炸。袭击造成202人遇难，其中88人为澳大利亚公民。这起袭击由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地区极端组织“伊斯兰祈祷团”（Jemaah Islamiyah）实施。对澳大利亚人来说，恐怖主义不再只是发生在纽约或华盛顿、隔着电视屏幕看到的事件。
此后数年间，世界各地又发生多起恐怖袭击及未遂袭击，各国政府也持续加强反恐能力建设。
利维·韦斯特博士（Dr Levi West）是国际知名的恐怖主义与反恐问题专家，现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究员。他说，这一时期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是让类似“9·11”那样复杂、有组织、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恐怖袭击更加难以实施。但他也表示，当时的一些决定所带来的影响至今仍存在争议。
“围绕酷刑以及所谓的‘强化审讯’手段、2003年入侵伊拉克、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说法，以及关塔那摩湾拘押中心至今仍然存在等问题，都引发了持续不断的争议。这些都可以说是2001年之后留下的失败后果。”
2003年伊拉克被入侵，使“反恐战争”扩大至阿富汗以外。澳大利亚再次与美国并肩行动。
然而，作为入侵核心理由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始终未被发现，而这场战争以及随后更广泛地区局势动荡所带来的影响，在最初军事行动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仍在持续。
“9·11”事件过去25年后，前总理霍华德表示，当前整体安全形势并没有变得更安全，反而更加危险。
韦斯特博士认为，如今恐怖主义威胁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过去，恐怖主义相对来说是一种孤立的、相对简单的现象；而如今，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更加复杂、多层次、多方面的安全威胁。”
大型恐怖组织依然是各国关注的重点。但安全机构如今还必须应对“独狼”式袭击、极右翼极端主义，以及年轻人在网络空间被激进化等新挑战。
2019年新西兰基督城清真寺（Christchurch mosque）袭击事件造成51名穆斯林遇难，袭击过程还被实时直播。这起事件表明，极端主义暴力及极端主义宣传都可能迅速传播。
理查森表示，这些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并非新生事物，但它的传播范围和影响程度都已经发生变化。
“如今的大多数恐怖主义形式其实早已存在。但它们的规模、强度和表现形式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如果再加上外国干涉等因素，整个安全形势就变得更加复杂。”
韦斯特还指出，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及随后爆发的加沙冲突之后，世界又迎来了另一个重要转折点。
他说：“遗憾的是，9·11已经逐渐被其他重大事件的阴影所掩盖，如今更像是出现了‘10月7日之前’和‘10月7日之后’。毫无疑问，‘9·11’具有深远的全球影响，而我认为将哈马斯10月7日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与之相提并论是合理的。所以，虽然世界曾经有‘9·11之前’和‘9·11之后’之分，但我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0月7日之前’和‘10月7日之后’。”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国内围绕反犹主义、反伊斯兰以及政治动机暴力事件的紧张局势也有所加剧。
自去年12月悉尼邦迪（Bondi）袭击事件发生以来，外界再次质疑安全机构是否拥有充足的人力和资源应对不断变化的威胁。
如今，恐怖主义之外，外国干涉、间谍活动以及网络安全威胁也已成为澳大利亚安全机构面临的重要挑战，使ASIO所面对的安全环境更加复杂。
“如今的安全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而西方国家安全机构所能获得的资源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张。”
四分之一个世纪前，“9·11”事件重塑了全球安全格局。当年建立起来的反恐体系依然存在，但威胁已经发生演变——从有组织的恐怖主义，扩展到“独狼”袭击、网络极端主义以及外国干涉等多种风险。
25年后的今天，各国安全机构面对的，是一个远比当年更加复杂的安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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