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尊敬的政治家，香港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昨晚安詳離世。這不僅是一位勇於破局的改革家、赤誠的愛國者，更是一位在事業上砥礪前行，堅守承諾的企業家。
回首改革舉措
更見高瞻遠矚
我曾有幸多次向董先生請教，聆聽他細述主政香港時期的挑戰。這些洞見在今天依然可以為香港提供啟示，亦為我推動《香港01》發展，積極倡議改革給予了寶貴的指引。對他的離去，我深表哀悼，願董先生一路走好，香港人將永遠懷念他。
無論是事業上的顛簸，還是主政香港時的風浪，董先生都能夠沉穩應對。即便在行政長官任期的最後階段，他依然以一顆赤子之心坦然面對。回歸近三十載，香港歷經起伏。然而，回首董先生任內提出的改革舉措，我們更能感受到他的高瞻遠矚。遺憾的是，包括中央政府在內，香港的精英階層過度追求回歸過程的「平穩」，憂心任何程度的變革都會打破社會安寧。殊不知，對港英管治缺失的妥協，以及對官員避談改革的縱容，反而讓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持續累積，社會衝突最終還是難以避免。
如果堅持改革
香港大不相同
無論是創科產業、住房建設、發展新界土地，還是建立主要官員問責制，這些香港政府今天重申的施政重點，都是董先生曾經提出以及積極落實的倡議。作為企業家，他敏銳地洞察到，香港看似風光的表象下，經濟社會早就需要徹底轉型。他當年推出的房屋政策雖被視為「激進」，實則是糾正經濟結構扭曲的良策。如果當時能夠有效落實，香港今天不至於深陷高昂生活和營商成本的困局，亦得以保持核心競爭力。
作為「主要官員問責制」的首創者，董先生對團隊的要求極嚴。當時的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因為預算案公佈前錯誤購置車輛而主動辭職，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因為《基本法》第23條立法引致社會不滿而黯然下台，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因處理非典疫情不善而離任，這種政治氣度和擔責精神後來已經很少再現。今天大家期盼的官員問責文化，卻曾經被社會理解為政府工作不力。如果問責制堅持下來，今天的官場生態會更符合市民的期待。
銘記破局魄力
學習中庸之道
董先生是香港嘗試走上創科路的先行者。可惜的是，受制於香港部分企業家的短視，加上傳統地產金融行業的壟斷，創科曾經淪為股市炒作的題材，數碼港被扭曲為地產項目。曾經借助互聯網熱潮獲得暴利的資本，在利用完市場亢奮後拂袖而去，讓香港僅存的創科想像瞬間淪為笑柄。當我們重新撿拾起創科規劃，必須牢記董先生當年的魄力，持之以恆，切勿再讓短期資本的起落打亂經濟轉型的定力。
董先生在國家發展中持續扮演積極角色。憑藉家族業務的經驗，以及在國際事務中的極高誠信，董先生一直參與推動國家加強國際交往。在一次國際會議中，我曾親耳聆聽他坦誠分析中美關係，其深刻見解完美演繹了中國傳統政治智慧中的「中庸之道」。就像他處理香港事務時抱持的從容，他深信國與國之間更是需要相互尊重，才能互利共贏。他與前美國總統卡特當時的對話，曾讓我一度以為中美之間或許能避開如今相對動盪的格局。
浮躁年代導師
光明磊落退場
董先生的最大貢獻，無疑是他為香港順利回歸和「一國兩制」順利實踐提供了極佳的引領。作為銜接兩個歷史階段的關鍵人物，他優雅而體面地完成了這一重大的歷史轉折，確保了中英兩國就香港治權移交的順暢，沒有留下一絲遺憾。任何人都不應該低估回歸過程背後的複雜政治環境，尤其是面對末代港督的種種政治算計，董先生能完成順利過渡，必然需要堅毅的定力，更要求他有過人的才智。
一些人曾認為董先生的離任是尷尬的，我卻恰恰認為，這正彰顯了他的光明磊落、大公無私。當他認為是時候坦然交棒，就灑脫離開。不介懷個人名利，不拘泥一時爭議，這正是中國人尊敬的君子。董先生在浮躁年代出任了香港的導師，更是引領香港在驚濤駭浪中穩定航向的舵手。香港不需要急功近利或投機取巧的政客，相反，香港需要的是看得遠、堅毅不拔、迎難而上的政治家，董建華先生正是這樣一位政治家。
在國家成立70周年時，國家主席習近平更是為其頒授國家最高榮譽的「一國兩制傑出貢獻者」獎章，實至名歸。我們將深切懷念這位長輩，香港應該對這位首任行政長官致以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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