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初次见面，很容易问一句：“你是哪里人？”往往还会追问：“我是说，你老家哪儿的？”到了海外，这个问题也并不会因为国境的跨越而消失。两个中国人在纽约、温哥华或者悉尼相遇，确认彼此“都是中国人”以后，接下来常常仍然是：“国内哪儿的？”仿佛“中国”这个答案还过于宽泛，一个人必须继续被放回更细密的地方坐标，才算真正获得了轮廓。
这句极其日常的话，问的当然不只是地理。一个地名在中文生活里常常携带着远多于地理的信息：俚语、饮食、成长经验、迁徙路径，甚至某些未经验证却根深蒂固的地方性想象，都可能被一个地名迅速唤醒，陌生人因此获得了一条理解彼此的捷径。费孝通所谓从血缘、地缘向外推展的差序关系，在这里仍以一种极轻微的日常形式存活着：“老家”通常在暗暗回答另一个问题——你和我之间，能不能找到一条原本没有被发现的关系。
也正因为如此，“老家”从来不只是私人记忆，它还是一种社会定位。居住地可以改变，户籍可以迁移，一个人甚至可以终生没有在所谓祖籍生活过，但别人仍然会问：“那你老家呢？”这意味着，在这套语言习惯里，一个人的“来处”似乎先于个人经验而存在。我们未必在那里生活过，却可能因为父亲、祖父或者更早的家族来源而被告知：“我们是那里人。”地方因此通过血缘获得了一种跨代延续的力量，一个人仿佛总有一根看不见的线，需要向过去某处追索。
但长篇小说《边界三部曲》主人公东南北却始终无法回答“他是哪里人？”“老家”对他意味着什么。他拥有太多可以被称作“来处”的地方：父系祖籍在山东，出生与童年又与下放、东北小城连在一起，青年时代辗转省城，成年生活最重要的一段发生在深圳，后来又在上海、美国之间迁移，以外籍身份在北京工作若干年，母亲去世后他独自回到了母亲出生地隐居。每一个地点都能解释他的一部分，却没有一个地点足以完整回答“你究竟是哪儿人”。于是，他的一生几乎成为对这句日常问题的漫长拆解：一个人当然可以有籍贯，可以有出生地，可以有成长地，可以有户籍和国籍，但这些东西加在一起，仍然不一定能够生成故乡。
小说第一部名为《流放》，而那一卷里流放首先发生在国家内部。父亲在文革中带着全家下乡；二叔因为山东老家一场可能招来政治灾祸的意外，被安排迁往东北，甚至改变姓氏落户；父亲下乡以前，又把自己的长子过继给二叔，因为担心“全家回不来”；到了东南北这一代，退学、时代震荡、工作的漂移接踵而至，母亲最后联系深圳的堂哥，要“把我流放到岭南”。
一个家庭被下放，一个姓氏被改掉，一个孩子被送走，一个青年又被安排去往南方。这里没有跨国移民，却已经具备离散最核心的经验：人与地点之间那种理应稳定的关系不断被外力切断。东南北真正继承下来的不是某一处确定的故乡，而是另一种更隐秘的东西——无法确信自己能够留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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