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文学者钱理群：重建精神家园的背后：理解“变”与“不变”
重视乡土知识培育生命之“根”
东方早报：现在正是春运高峰期，但对于更多“漂一族”或“蚁族”而言，在回家的同时也有一种“春节恐归症”，作为长期关注农村文化与教育的学者，您如何从文化与教育上看待这一现象？
钱理群：其实现在的回家只是一个“团聚”的概念而已，中国农村和原来已完全不一样了。当下中国农村出现了一些触目惊心的教育和社会现象：一是大量的学生“辍学”；另一方面，大批的辍学生和失业的大、中学校毕业生，游荡于农村和乡镇，成了新的“流民”阶层的主要来源。家庭亲情和教育的缺失，学校教育的无力和无奈，社会风气的影响，使得许多“留守儿童”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非常消极，中国的农民工为了生计奔波，也为城市建设做贡献时，他们的子女却面临沦为游民的危险：这实在是残酷而不公。
乡村文化的衰败，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担忧和焦虑，比如故乡传统生活方式的消亡与崩溃，传统乡间伦理价值秩序的解体，而我们的思考和追问还要深入一步：乡村文化的衰落、乡村教育的文化缺失，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前段时间，我读了上海《热风学术》上刊载的学者贺雪峰的关于湖北京山农村老人自杀的调查，震动很大，我觉得必须了解中国农村真正发生了什么，包括教育、经济、文化等方面。今天的中国是特别需要“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当然，必须充分地吸取历史的教训，既不能把农民简单地视为“被启蒙”的对象，也不能把知识分子看作“被改造”的对象，而应该在新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更为平等、合理的关系。我觉得春节回乡的一些知识分子或年轻人无妨多做一些农村调查，角度多了，调查深了，我们才能知道农村真正发生了什么。
东方早报：针对衰败的农村现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沈从文等人曾提出民族品德的重建问题，您也提出“乡村文化、教育的重建”，并认为应当为年轻一代营造这样的精神家园，培育这样的生命存在之“根”，那么，到底该如何重建呢？
钱理群：沈从文在《长河》中曾提出“变”与“不变”，也就是说，面对新的社会人事变化，农村有变的一面，但也有不变的一面，我认为“乡村文化、教育的重建”背后的话题就是如何理解“变”与“不变”的话题，“变”可能带来灾难，作为数千年来农民稳定生活的一些基本伦理，应当有一些是不变的。
本土文化资源的发掘、培育，和外部文化资源的引入、培育，应该构成乡村文化和教育“重建”的基本内容和任务，二者都是不可或缺的。
东方早报：回到您说的“根”上，其实即使在乡村，很多年轻人对“乡土之根”也知之甚微了。
钱理群：所谓“根”，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教育积累，包括很多的乡村知识，乡村经验其实是一种巨大的财富。对一个小小的村落而言，乡村知识未必具有普世价值，但自有其存在的道理----比如，有的地方生小孩就要种一棵树，看起来是原始风俗，但其中其实有一种乡村知识里的生态平衡，对于这些乡村文化，必须给予尊重，尊重自然形成的那些乡村知识，并在尊重的基础上学习----现在确实很多人不知道乡土知识了，所以需要进行乡村教育，要让孩子从小懂得这些。
学习乡村知识不仅对农村孩子重要，对城市孩子同样重要，我自己就常常感到缺少乡村文化经验，中国文化里的“脚踏大地，仰望星空”的那种意境只有有过乡村经验的人才能真正体会。
超越农业与工业文明的二元对立
东方早报：您所说的这些其实都可以被理解为农业文明，但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在一些精英人士看来，农业文明更多地被视为落后的象征，而农业文明的衰落也被认为是农村城市化（现代化）的代价；另一种倾向是，农业文明往往成为怀旧的理由而被理想化。
钱理群：我们过去有一种观念其实是错误的，比如说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相比就是落后等观点，以农村文明的衰落作为农村城市化（现代化）的代价的主张，其背后是有着三个理论观念支撑的：其一，是 “农村”与“城市”，“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二元对立，二者具有不相容性，必须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其二，就是论者所说的“文明进化论”：“采集文明、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是一个直线的进化运动，后者比前者具有绝对的优越性、进步性；其三，这是一个取代以至消灭一个的过程，后一种所谓“体现了历史发展方向”的文明，只有通过前一种“已经落伍于时代”的文明的“毁灭”，才能取得自己的“历史性胜利”。正是这三个观念，长期以来，一直支配着我们对文明问题，农村、城市问题的认识，影响着我们的现代化想象，以及社会发展的设计、规划、行动，以至造成了许多今天我们越来越看清楚的“文明病”。因此，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就必须对这些几乎不容置疑的前提性观念，提出质疑。
在这样的观念下，三农问题就被简化为一个纯粹的物质贫困的问题，所谓“新农村建设”也仅仅变成“盖房修路”的慈善之举。而我们这里讨论的深层次的精神、文化、教育的问题，以及未能涉及的农民权利问题，就通通被遮蔽，或者被虚化、空洞化了。更危险的是，在这样的“农村、农民观”指导下的乡村建设，不是流于形式，“雨过地皮湿”，就可能变质，形成对农民利益的新的损害。
另外，当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工业文明、城市文化的弊端时，又有人自觉、不自觉地将农业文明、乡村文化理想化，这是从一个极端跳到了一个极端，但其内在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却是相通的。其实，这样在“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间来回摆动，正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中的一个很值得认真总结的现象，无论是过去的“农业社会主义”，还是今天的“城市取向”，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都主要是由农民来承担的：中国农民的命运，实在是“多灾多难”。
因此，我们要真正走出在“钟摆”中不断损害农民利益的怪圈，就必须根本改变“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跳出“现代化 /反现代化”（它内含着“工业文明/农业文明”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的概念）的思维模式。这是问题的关键，首先要确认他们都有“自己的独立存在的价值”，而且都积淀了某种“普适性”的价值（如农业文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及人与人关系的和谐的强调，工业文明对科学、民主、法制的强调等)。但同时，又各自存在着自己的缺憾和问题，形成某种限度，也就为另一种文明的存在提供了依据。我们必须超越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对两种文明所积淀的人类文明的普适价值都要有所吸取，同时对其各自的缺憾有所警戒。这样就能够在两种文明、两种文化、城乡之间寻找互补与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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