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周末访印“习莫会”尚未敲定 杨荣文：不好征兆
首届中国—印度—东南亚经济对话星期五（9月11日）在乌节路康莱德酒店举行，主题为“在变化的地缘经济环境中加强对话”。第一场小组讨论聚焦地缘经济学，由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席睿德（Alfred Schipke，右三）教授主持。讨论嘉宾包括印度两名前外交秘书萨仁山（Shyam Saran，左一）和拉奥琦（Nirupama Rao，左三）、清华大学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达巍（左二）、印尼总统国际贸易和多边合作特使冯慧兰（右二），以及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右一）。 （王纬温摄）中印关系两年前破冰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末即将访问印度并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但只停留24小时，所率领的代表团也没有之前所传的400人。我国前外交部长杨荣文星期五（9月11日）研判“这是不好的征兆”，表明中印双方未能更进一步改善关系。
习近平将于星期六至星期天（9月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中印还在安排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
毛宁还表示，北京愿同新德里一道，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中印关系，加强沟通，增进合作，妥善处理分歧。
杨荣文同日在新加坡举行的首届中国—印度—东南亚经济对话上指出，习近平与莫迪此次会晤，以及两人彼此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东南亚的未来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这两位领导人之间的化学反应，以及他们如何看待未来的交织”。
杨荣文形容，本区域有极大切身利益，希望看到中印改善关系。“东南亚没有哪个国家能不提及与中国和印度的历史联系。中国和印度就像我们的父母。当父母不沟通时，我们的皮质醇（压力荷尔蒙）就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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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根据印度前外交高官与他分享的信息，即习近平此次在新德里只停留24小时，所率领的代表团人数也没有此前传出的400人，研判“这是不好的征兆”。
杨荣文指出，2020年中印两国在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印度官方和媒体故意激化局势，“以致仅提到中国都会变得像放射性物质一样令人避之不及。这种状况必须逐步纠正”。
他认为，印度无法通过加强与美日欧的关系而疏远中国，因为中国是印度制造业和服务业获得廉价物品的主要进口来源。与此同时，尽管希望政治上获得印度的友谊，但北京也认为印度在经济上更需要中国。
首届中国—印度—东南亚经济对话星期五在乌节路康莱德酒店举行，主题为“在变化的地缘经济环境中加强对话”，由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与印度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委员会联合主办。
第一场小组讨论聚焦地缘经济学，由国大东亚研究所所长席睿德（Alfred Schipke）教授主持。小组讨论嘉宾包括印度两名前外交秘书萨仁山（Shyam Saran）和拉奥琦（Nirupama Rao）、清华大学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达巍、印尼总统国际贸易和多边合作特使冯慧兰，以及杨荣文。
萨仁山认为，印度已经做出非常巨大的努力，包括三次“莫习会”试图让对华关系重回正轨。他说：“在我与许多中国朋友的交流中，我感受到中国确实认为，正如杨荣文所说，印度对中国的需求，远甚于中国对印度的需求。如果中国继续以这种视角来处理与印度的关系，两国之间就很难建立起一种真正的合作关系。”
拉奥琦则指出，尽管政治动荡促使印度重新评估对华巨大贸易逆差所造成的经济依赖，但过去五六年的经验却也为新德里带来宝贵教训。“在经济关系中，既不能采取无差别开放，也不能采取无差别排斥的政策……对中国去风险化并不等同于脱钩。”
谈到地缘经济学时，拉奥琦表示，各方必须认识到战略韧性并非保护主义，并非所有事物都应被视为战略性，以致全球贸易体系难以维持。
她呼吁印中缩小经济上的距离，“全球化并未消亡，但我们已经意识到，任何国家都不应因过度依赖而被另一个国家挟持……竞争不能导致分裂，即使我们对韧性和经济安全的认识有所增强。地缘经济学的未来在于在有限的全球化与全面脱钩之间找到平衡”。
拉奥琦相信，亚洲特别是中国、东南亚和印度，应为世界树立经济相互依存和开放的典范，既能竞争，也能互补。“我们无法恢复昔日的全球化，因为那个世界已不复存在。但我们需要多元化的合作伙伴，以确保相互依存不会演变成我们的软肋。而这正是中国、东南亚和印度能够协助构建的模式。”
达巍则指出，尽管中印和东南亚国家存在问题，但并非敌人和政治对手，也并非要去风险化、脱钩。
他建议三方可共同制定规则，包括不先使用经济胁迫、规定经济关系不被武器化，甚至共同定义“去风险化”。“我们可以带头推动这项工作，努力降低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安全化和武器化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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