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周七宗學童輕生背後——我們的教育出了什麼問題？

踏入2026年9月開學季，短短兩周內，全港已累計錄得至少七宗學童自殺及企圖自殺個案，造成四名學生不幸離世。這一數據創下過去五年同期新高，且逝者呈現低齡化趨勢，年紀最小者年僅10歲。香港雖然擁有相對成熟的心理支援體系，卻依然未能接住這些年輕的生命。極端悲劇的背後固然有複雜的社會與家庭成因，但在開學初期集中爆發，暴露出教育體系的多重問題。我們在檢視現行承托體系是否有效的同時，亦要深入探明競爭與應試在教育中扮演的角色，並重新審視教育的方法與根本目的。

三層應急機制為何頻頻失靈？

9月5日深夜，大坑勵德邨一名剛升中一的12歲女生墮樓身亡，遺書透露她自5月起受抑鬱及升中適應壓力困擾；翌日晚上，跑馬地一名10歲男童在寓所內懷疑尋短不治；至9月7日，再有一名患情緒障礙的14歲女生在家中輕生。本港學童心理危機日漸嚴重，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數據顯示，19歲以下青少年自殺死亡個案，由2024年的35宗急增至2025年的47宗，按年大幅上升逾三成。香港社會服務聯會2025年的研究亦指出，逾四成應屆文憑試（HKDSE）考生呈現明顯的抑鬱或焦慮症狀，平均壓力指數高達7.4/10分。

本港校園推行「三層應急機制」以應對學生精神健康問題——第一層由駐校社工、校本心理學家及班主任作初步篩查與輔導；第二層透過教育局轉介校外專業人士介入；第三層則直接轉介至醫管局精神科。然而，制度看似完備，運作起來卻難解學童心結。香港青年協會調查更發現，近六成受情緒困擾的學生選擇「不向人求助」，令防線難以發揮作用。

這套機制最關鍵的第一層防線依賴前線教師察覺與篩查高危學生，然而，教師自身已深陷過勞困境。教育工作人員總工會今年6月的報告顯示，近八成教師每周工時長達51小時以上；香港中文大學精神科研究更指出，逾三分之一在職教師曾出現臨床診斷的焦慮或抑鬱徵狀。當前線老師自己亦早已身心俱疲、瀕臨崩潰，又如何有餘裕去接住學生的情緒？

學校怎能成為壓垮學生的重擔？

除了篩選精英，教育的初衷本應是提升全民質素，讓每位學生發掘所長、學習如何生活。然而，現行體制卻過早向學生植入「不成功便成仁」的生存焦慮，令考試失利者被迫貼上「被淘汰」的標籤。當學校過度推崇單一的優績主義，學生學到的只有殘酷的競爭邏輯，甚至認定自己只是成績的載體——一旦失去分數，便毫無價值。當成長過程缺乏健全自我與精神支柱，面對挫敗時他們的世界自然極易崩塌。

本應保護學童成長的校園，如今卻成為壓力的主要來源。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分析指出，誘發學童自殺的首要成因為「學校因素」（37.3%），超越家庭（28.8%）及精神健康問題（18.3%）。

害怕被淘汰的恐懼，正一步步將學生推向精神邊緣。嶺南大學心理學系實務副教授鄭傳基在傳媒訪問中分析，學業壓力的根源在於文憑試（HKDSE）「一試定生死」的傳統體制，即使當局推行改革，進度依然相對滯後。社聯研究亦指出，考生面臨的DSE壓力越大，心理困擾越嚴重，當中女生尤甚。這些困擾主要源於三點：同儕間強烈的競爭感、難以放下失敗的執着心態，以及對未來無能為力的希望感剝奪。

更深層的焦慮，早已在前段的「Banding」（中學派位）制度中生根。這套在小六階段即完成的官方分流機制，將學童按成績劃分為三個組別。表面上是中六DSE「一試定生死」，實際上競爭早於學童尚且懵懂時期便已白熱化。殘酷的「優勝劣汰」邏輯從小滲透，讓學童的成長過程浸泡在焦慮之中。

在香港，不時有聲音安慰學生「成績不是人生的全部」，但若缺乏現實環境的支撐，這句口號終究只是無力的紙上談兵。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學系於2024年公布的「香港青年狀況調查」顯示，高達八成中學生對未來出路感到迷茫。現實中極端的貧富差距、畸形的產業結構與狹窄的職涯路徑，向每一位年輕人傳遞相反的訊號：在香港，成績似乎真的決定了一切。每年DSE狀元壓倒性地擠入醫科等少數「神科」，正折射出本港職業分布的極度不均。香港中學後職業教育的發展滯後，也讓天賦或許並不在考試科目上的學生找不到自己的出路。

集體迷茫的背後，是日益嚴峻的階層固化，錯失DSE這一相對公平的入口，或許就真難有翻身機會。樂施會《香港貧窮狀況報告 2024》顯示，全港最富有與最貧窮家庭的月入中位數差距，已由2019年的34.3倍，急劇擴大至2024年第一季的81.9倍。貧富差距懸殊，加上基層缺乏多元出路，令青年缺乏向上流動的階梯。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的民調亦顯示，高達58.7%的受訪市民直言現時本港青年向上流動的機會嚴重不足，反映社會對年輕人前景的悲觀情緒持續惡化。當體制無法為擁有不同天賦的學生提供多元的發展與出路，無論再怎麼呼籲「減負」，殘酷的現實只會繼續將學生與老師們推回「唯有讀書高」的死胡同中。

寧願殺校也不推小班教學原因何在？

隨着出生率持續走低，本港「殺校潮」愈演愈烈。教育局最新推算，全港小一適齡人口將由2025年的4.86萬人，到2031年大幅跌至僅剩3.75萬人；在2026/27學年，更有高達15間官津小學正式獲派「0班小一」，規模創歷年新高。面對嚴峻形勢，教育局局長蔡若蓮早前（9月5日）直言未來五到十年看不見逆轉曙光，各界必須面對現實，當局不會為了保存學校數目而阻礙系統優化。校長與教師的焦慮，最終會不可避免地傳導至學生身上。

學童人數減少，競爭理應隨之放緩，每位學生本該享有更優厚的平均資源。然而現實卻背道而馳——學生人數越少，資源分配的競爭反而愈發殘酷。推行「小班教學」本是緩和現行教育困境的一大契機。英國倫敦大學Blatchford教授團隊2011年的研究指出，無論在小學還是中學，縮減班級人數均能顯著增加教師對學生的個別照顧與積極互動，是改善學生心理健康、減輕教師壓力的有效途徑。

目前本港已有九成小學推行小班教育，當局卻無意將其推及至中學。教育局回應稱，中學實施小班制不利於「全人教育」及分科教學；但背後更核心的阻力，恐怕來自財政考量——2012年時，當時的教育局發言人表示，實施中學小班後，每名學生的平均單位成本將由4.35萬元翻倍增至8.7萬元。在財政吃緊的當下，教育開支被縮減首當其衝，2025/26學年的財政預算案中，教育經常開支被大幅削剪39億元，減幅達3.7%。在資源緊縮與「殺校潮」雙重夾擊下，或許能改善學生精神健康的中學小班教學遙遙無期。

恆常資源危機應以政策應對

然而，即便面對如此現實，當局若能透過更有效率的資源再分配手段，便能夠將適齡學童人數下降的危機轉化為改革契機。通過進一步降低師生比例，同時採取措施讓前線教師從過重的行政負擔中解放出來，就能使他們真正擁有時間給學生提供細緻的關懷。根據立法會資料，芬蘭同樣有「三層機制」，但並非心理層面的預警，而是防患於未然的輔導。

對學習較有困難的學生，無論這些學生是否有SEN需要，芬蘭教育體系都會按照學習困難的嚴重程度提供不同層級的支援，並廣泛推行覆蓋全體學生的輔導教學。無論是面對學習困難、社交問題，抑或僅是暫時性學習落後，學生均可在特教教師協作、小組或一對一輔導下獲得彈性支援。同時，學校設有由校長領導的跨專業校本團隊，匯聚心理學家、輔導員、社工及醫護人員等，定期評估學生需求，向各層級學生提供涵蓋身心與社交健康的專業服務。

學童在開學季集中爆發的精神危機，絕不可被輕易歸結為不可避免的「常態」，更不能以個體的脆弱或「優勝劣汰」一筆帶過。面對教學資源縮減、小班制遲遲未落實等一系列病灶，亟待政策層面的實質調整。香港固然面臨資源緊缺、人口密度高的客觀限制，但隨着適齡學童人口逐步減少，制度理應以這一轉折為契機——讓資源得以被更充分、科學、公平地分配，讓過度的競爭得以舒緩，而不是任由教育資源的縮減，反過來將年輕一代推向更殘酷的「大逃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