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会离开，但他们曾经给予我们的东西，会继续陪我们走下去。
01／放手与目送
不懂是不是已经到了农历七月，这几天都梦见父母。
生命的时间轴，有时静得像一潭平息的水，有时却在短短几年中，迎来一波接一波的告别与成长。
3年前的11月，父亲中风了；两年前的7月，母亲在安宁病房离开了；去年的9月，父亲也随之在ICU走了。到了今年6月，长子踏上了离开家门去上大学的路；明年大概也是在6月，二儿子也将跟随哥哥的脚步。
算一算，从父母的离去到孩子的独立，这前后不过短短4年的光景。
幸好，小女儿还有4年才会离家，她现在已经开始苦恼两个哥哥都离开家门后，没有人替她分担家务。
然而，现在回头看，我其实有点庆幸，这些事情没有同时发生。母亲走了，我还有时间整理自己的情绪；父亲走了，我还有时间陪孩子准备上大学；等大儿子离开后，我又有一年时间，可以好好陪二儿子。
这种每隔一年才发生的改变与转折，都给我喘一口气的时间。而且每一次的别离，其实也是逐渐的卸下肩膀上的重担。
看着空出来的床位，还有日渐安静的餐桌，心中不免还是有点感慨。
父母走了，提醒我人生终究有告别的一天；孩子长大了，也提醒我，他们终究会离开我们去过自己的生活。
未来的几年，屋里或许会清静许多，但这是中年人必修课。
学会放手与目送，在这一场场生离死别中，重新整理自己，好好走接下去的路。
02／吴建成校长留下的不只是校风
旧校刊里的吴建成校长（1950年至2003年5月13日）。
我有幸在深斋中学度过吴校长掌校的4年（1987至1990年）。手边至今仍保存着当年的校刊，里面收录了他历年的〈校长献词〉。重新翻阅这些泛黄的文字，依然能感受到他对社会局势的敏锐观察，以及超越时代的远见。
在吴校长掌校之前，深斋其实走过一段相当曲折的路。创校初期，学校曾顺应政府教育政策，先后以英语与国语作为教学媒介，办学过程极为艰难，甚至一度濒临停办。直到后来确立以华语教学、并以独中统考为办学方向后，才逐渐站稳脚步。
校刊记载，早年的深斋招收的多半是在政府中学考试失利或超龄的学生；直到吴校长掌校前后，主动报考深斋的优秀生才显著增加。然而，吴校长始终认为，学校绝不能只招收资质优秀或家境富裕的学生。
他认为，华文教育必须实践“有教无类”的精神，因此坚持维持合理的学生阶层比例，让中下层家庭的孩子同样有机会接受华文教育。
每年开学的第一个周会，吴建成校长总会和我们聊起方言的实用性。他最爱举的例子，是用木棍把木瓜“打下来”。广东话里有一个“dung”字，华语很难找到完全对应的词，那种力道、动作与生活情境，唯有广东话才能传神地表达。
说完这个例子，他总会补上一句：“不过在校园里，大家还是要讲华语，这是深斋办学的根本。”
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一幕我依然记得清清楚楚。
在治校方面，吴校长以纪律严明著称。初中时，我和一位负责保安的校工大叔很熟，下课时常去找他聊天。有一天，大叔突然被开除，原因是他夜间值勤时擅离职守。
当时年少的我觉得校长未免太不近人情；后来才明白，这正是他对工作纪律的坚持，没有任何人可以例外。
不要成为第四种人
办公室里也曾有老师因教学态度怠慢受到处分，甚至当场落泪，吴校长依然没有动摇。正是这份公正与原则，奠定了深斋端正严谨的校风。
除了纪律，吴校长也十分重视学生的自学能力、课外知识与课外活动参与，他经常说，评量一名学生绝不能只看课堂成绩。
在他掌校期间，深斋的课外活动格外蓬勃，后来听老师提起，才知道原来是他当年积极向董事会争取课外活动经费。1989年，他成立了“学生团体联合会”，由各学会推派代表参与，重要干部全数由全校学生投票选出。
对当时的我而言，那是第一次真正理解什么是民主选举，什么是学生自治。
1989年的六四事件，以及1990年前后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前夕的国际局势，都深深影响了我们的学生时代。吴校长特别安排增设“时事课”，由已故的陈金发老师主讲，校内还举办时事抢答比赛，鼓励大家讨论与辩论。让年轻的我们有机会接触国际时事，不仅拓展了我们的视野，也逐渐培养出独立思考的能力。
这些前瞻性的安排，来自他对时代变局的深刻判断。当时，台湾逐年缩减侨生招生名额，独中毕业生的升学管道日益狭窄；另一方面，师资来源也愈发困难，不少留台毕业生选择留在当地发展。
吴校长在校刊中剖析，短期内应积极争取缓冲，同时开拓日本与欧美等地的升学管道；长远而言，更必须建立本地的高等教育与师资培育体系，不能长期依赖海外。
今天回头再看，他当年的判断依然极具前瞻性。
面对招生压力与办学转型，吴校长同时展现了务实的一面。他洞察社会对商业与技术人才的需求，善用深斋位于怡保市中心的地利，结合深斋商学院的商业课程与传统独中教育，推动“一校两制”的办学模式。
放在当时，那是一项极富远见的改革，也为深斋开创了新的发展方向。
1987年的校刊中，吴校长引用了一位朋友的说法，形容华人在现实困境下只有3种选择：认命、抗命、逃命。
他提醒我们，无论将来走上哪一条路，都不要成为第四种人：为了个人前途去替种族主义者“卖命”，背弃自己的良知与民族尊严。
如今，吴校长已经离开了我们。
然而，学生团体联合会带来的自治经验、时事课培养的思辨习惯，以及那段关于“三命”的叮咛，却始终留在我的生命里。
我身上，依然留着吴建成校长当年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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