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来语、华人方言、淡米尔语到原住民语言，超过130种语言共同构成马来西亚丰富的语言版图；然而，当中一些语言的使用人口正不断萎缩，甚至面临消失风险。
因此，专家促请各方加强保存与传承，让语言多样性继续成为大马多元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尽管马来语作为国语，也是凝聚国民的重要纽带，但专家认为，在巩固共同语言的同时，保护逐渐式微的语言，同样有助丰富我国的多元社会。
黄全晶与翁伟洹创办旅行平台Luarlah带领旅客走进村庄，与原住民孩童互动，体验一段质朴而纯粹的生活。（受访者提供） 斯蒂芬妮：原住民语言占80% 逾半濒危
马来亚大学语言暨语言学系教授斯蒂芬妮接受《星报》专访时指出，根据语言研究网站Ethnologue的资料，马来西亚拥有超过130种语言，包括不同地区的马来语变体、原住民语言、华人方言、淡米尔语和英语。
斯蒂芬妮：马来语凝聚国民，保护式微语言也有助丰富多元社会。（星报图） 她说，原住民语言约占我国所有语言的80%，但当中超过一半正面临消失危机，例如仄翁（Che Wong）、肯修族（Kensiu）和玛美里（Mah Meri）语。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一些接触语言，如马六甲葡萄牙语（Papiah Kristang，克里斯坦语）、峇峇马来语和仄迪（Chitty）马来语，以及一些特定的华人方言，例如吉兰丹福建话。”
比达友族比达友族重视传统禁忌，族群节庆均由祭司主持祭礼，以表达对先人和亡灵的敬意。（诗巫人文摄影师王伟琪提供）
家庭是最主要传承场所
斯蒂芬妮说，年轻一代大马人未必掌握自己的传承语言，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些语言并未纳入正规教育体系，因此家庭成为最主要的学习和传承场所。
“如果家庭原本使用的传承语言，被另一种马来语变体、英语或华语取代，这种改变就会一代传一代。”
她举例，不少居住在马六甲以外地区的葡萄牙欧亚裔家庭，至少从3代以前开始，就已以英语取代克里斯坦语，所幸葡萄牙村的存在和社区成员持续推动传承，让这种语言得以延续至今。
加强传承语言教学
为保存国内多元语言，斯蒂芬妮认为，应进一步加强传承语言的教学，例如旁遮普（Punjabi）社群便主动推动这种语文的学习。
“在国家层面，目前有3种原住民语言在部分学校教授，分别是伊班语、卡达山杜顺语和色迈语。
“政府、社区和语言研究人员必须共同努力，把这类教学扩大至其他语言。”
她也强调，马来语依然是凝聚国民的重要力量，而作为多语社会的一分子，大马人也应对此感到自豪。
马兰诺族马兰诺族主要聚居在砂拉越沐胶、峇南河和拉让江下游；每年4月举行的祭海节，被视为族群一年一度的“新年”。（狮城旅游作家叶孝忠提供）
莎丽娜：网红以方言创作成趋势
马大马来研究学院讲师兼语言学家莎丽娜说，一些来自不同州属的马来年轻人，前往大城市求学后，使用各自州属方言的频率便有所减少。
她指出，有者是因为害羞，也有人受到时代和生活环境改变的影响。
“不过，社交媒体也出现另一股趋势，不少网红主动以各地方言创作内容，并以自身方言为荣，也鼓励其他人这么做。
“这是保存马来方言的一种方式。”
苏禄族大多数苏禄人信奉伊斯兰，传统礼俗深受伊斯兰文化影响，新生儿满月剃发便是其中一项习俗。（档案照）
峇峇娘惹 可可斯族 暹罗裔
鲜明文化 丰富马多元
马来西亚的多元，不只体现在主要族群之间，也由一个个规模较小，却拥有独特文化与传统的社群共同构成。
峇峇娘惹、可可斯族和大马暹罗裔等，皆以各自鲜明的文化面貌，丰富着马来西亚的多元色彩。
颜泳和：编峇峇马来语词汇表供参考
马来西亚侨生峇峇娘惹公会会长拿督颜泳和说，峇峇娘惹许多鲜明的文化元素，如纱笼卡峇雅、珠绣鞋、传统首饰、娘惹美食等至今仍广为人知且受到重视，但相较之下，随着老一辈年岁渐长，峇峇马来语的传承让他感到忧心。
颜泳和：侨生峇峇娘惹公会将通过编纂词汇表及制作播客，保存和传承峇峇马来语。（档案照） 他接受英文《星报》访问时说，如今年轻人在家中、学校和职场主要使用英语、马来语和华语，能够流利使用峇峇马来语的人越来越少。
为了保存和传承峇峇马来语，该公会正与国家语文出版局合作编纂峇峇马来语词汇表，目前已进入出版前的最后校对阶段。
颜泳和说，这本词汇表不仅有助于记录和保存峇峇马来语，也希望能成为年轻一代学习和传承这门语言的重要参考。
他说，该公会也计划录制峇峇马来语播客，让更多人认识和接触这门语言。
在沙巴多元族群版图中，可可斯（Cocos）族约有5000名族人，社群规模虽小，却有独特的方言、饮食、舞蹈和传统。
不过，对不少沙巴人乃至其他州属的大马人而言，这个主要聚居在斗湖和拿笃东海岸一带的社群，至今仍相当陌生。
可可斯族可可斯族传统婚礼服饰色彩鲜明，展现该族独特的文化特色与传统。（星报图）
旺玛琳达：可可斯马来方言不少独特词
当地一名50岁的第三代可可斯族女子旺玛琳达坦言，有些人可能听说过该族，惟很多人仍不了解他们的身分和文化。
身穿传统服饰的旺玛琳达期盼通过更多交流与活动，让外界进一步认识可可斯族文化。（星报图） “我们希望未来能有更多计划，通过跨文化活动、跨州交流、社交媒体，以及学校和社区活动，让更多人认识我们。”
玛琳达指出，可可斯马来方言有不少独特词汇。例如，马来人把住家外廊称为“beranda”，可可斯人则称为“emper”。
“马来语中的‘maklumkan’意为‘通知’，可可斯人则说‘kemender’；‘Wak’或‘Paman’意为叔叔（pakcik），‘Bibik’则意为阿姨（makcik）。”
她说，可可斯族的传统食物包括Pudin（布丁）、Ayam Brengkes和Ayam Begana。
安迪萨克：在家用暹罗语马来语
23岁的大马暹罗裔青年安迪萨克表示，自己以身为大马人感到自豪，也珍视家族的文化根源和传承。
身为暹罗人的安迪萨克，从未觉得自己被边缘化。（星报图） 目前与父母居住在吉打锡县的他说，身为暹罗人，从未觉得自己被边缘化。
“我的家族已经在吉打生活好几代，对我们来说，马来西亚一直都是家。”
安迪萨克说，他与家人在家中使用暹罗语和马来语，自己也和兄弟姐妹一样就读国民学校。
“我们从不觉得自己被排除在外。我们和其他社群一起生活，也很感激作为大马人所享有的机会和福利。”
据估计，全国约有8万名大马暹罗人，其中相信超过一半居住在吉打。
不分肤色一起上课玩乐
孩子眼中“我们”很单纯
报道：胡耀森
对孩子而言，“团结”或许没有想象中复杂。
在校园里，一起上课、打球、讨论功课、准备表演，甚至一起庆祝不同族群的节日，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2025年国家团结指数（IPNas）录得0.701分，相较2022年的0.629分上升0.072分；在全国各州属中，吉打以0.593分录得最低的中等水平团结指数。
然而，走进吉打高打训蒙小学，校园内的实际景象却呈现另一番面貌。
高打训蒙小学目前共有55名学生，其中44人为巫裔学生。虽然校园内族群结构明显，但校方观察到，学生之间并没有明显隔阂或分群现象，反而在课堂、小组活动、运动比赛及课外活动中自然互动，一起完成任务。
华小是多元文化交汇平台
校方认为，华小本身就是一个多元文化交汇的平台，学生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彼此理解与尊重逐渐成为日常。
今年农历新年期间，巫裔学生主动学习以华语向老师及同学说“新年快乐”和“恭喜发财”，并参与舞狮体验；到了开斋节，华裔学生则协助布置庆祝会场，同时了解开斋节的意义。
这些看似简单的互动，却让“团结”不再只是报告中的概念，而是发生在校园里的日常。
对差异接受度高于成年人
校方观察到，孩子对差异的接受度往往比成年人更高。他们一起玩耍、学习和准备活动时，并不会刻意强调彼此的族群身分。
“孩子们不会过度放大彼此的差异，他们更多关注的是，‘我们一起做什么’。”
这种单纯的相处方式，也说明族群多元未必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关键在于是否有足够的机会，让不同背景的人一起生活、学习和合作。
国家团结指数近年持续上升，但真正的团结，或许不能只用一个数字衡量。
正如国家团结指数报告所强调，社会联系的存在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提升互动的质量，建立更深层的理解与信任。
也许，对孩子而言，“我们”本来就没有那么复杂。
你是什么族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今天一起做了什么。
伦巴旺族砂拉越伦巴旺族姑娘，展现浓厚的族群文化特色。（档案照）
方言逐渐淡化
族群文化续在日常延续
随着年轻一代越来越常使用标准马来语和英语，家乡方言也逐渐“淡化”，一些年轻人虽然听得懂祖父母说的方言，却未必能说得流利。
著名语言学家兼荣休教授拿督聂莎菲雅指出，年轻一代掌握方言的程度，无法以具体数字或百分比衡量，关键仍取决于每个家庭的沟通方式及使用方言的频率。
聂莎菲雅认为，方言虽受到标准马来语、英语及其他口音影响而逐渐“变淡”，但不会消失。（阳光日报图） 她接受《阳光日报》访问时说，教育环境是影响年轻一代语言习惯的因素之一，例如在学校主要使用标准马来语，同时也广泛接触英语，因此涉及教育或正式事务时，自然倾向使用标准语言。
“如果祖父母经常与孙辈交谈，孩子接触方言的机会自然更多；但如果祖母说一种方言，祖父又说另一种方言，孙辈反而可能选择大家都能理解的标准马来语沟通。”
原住民一家在住家内相伴，展现朴实自然的日常生活。（档案照） 聂莎菲雅：传承情况因地而异
聂莎菲雅指出，方言的传承情况也因地区而异，其中东海岸的方言氛围依然浓厚，相较之下，西海岸各州则更倾向使用标准马来语。
她认为，方言主要通过口语传承，即使受到标准马来语、英语或其他口音影响而逐渐“变淡”，也不会因此消失。
事实上，语言的传承不只存在于方言，也延续在不同族群的日常生活中。班加尔族、爪哇族和武吉斯族后裔便通过语言、习俗及家庭传统，将祖辈留下的文化继续传给下一代。
哈伦莫达：与他族交流会说几句班加尔语
63岁的画家兼前美术教师哈伦莫达说，班加尔语是族群文化的一部分，即使与其他族群交流，他也会自然地说上几句班加尔语。
“例如，开斋节握手时，我们会说‘berilaan’，意思是彼此请求原谅；‘kulaan’则是亲人或亲友，见面时会问一句‘apa khabar kulaan？’（你好吗？）”
扎努丁山布拉：仍常用爪哇词汇
另一方面，68岁的爪哇族扎努丁山布拉说，由于父母都来自印尼，他自小就在爪哇语和“rewang”文化（传统互助精神）中长大。
他说，常用的爪哇词汇包括“mangan”（吃）、“ngombe”（喝）、“turu”（睡觉）及“ngompol”（尿床）。
41岁武吉斯裔苏珊娜阿布沙林则说，武吉斯文化不只是祖辈留下的传统，更是身分认同的一部分。
“我们至今仍保留日常语言、传统美食，以及家庭聚会和婚礼中的习俗。”
方言早已融入日常生活
巫华印都会说吉兰丹话
走在吉兰丹街头，如果听见有人“demo”、“kawe”、“gapo”或随口问一句“nok gi mano”，可别马上认定对方一定是马来人。
这里的人常说“kecek Kelate”，也就是讲吉兰丹话。对当地人来说，这些熟悉的方言早已融入日常生活。
“demo”是“你”，“kawe”是“我”，“gapo”是“干嘛或什么”，一句“nok gi mano”，问的就是“要去哪里”。
有趣的是，说着一口地道吉兰丹话的不只有马来人，不少在丹州土生土长的华裔和印裔，同样从小听着“kecek Kelate”长大，说起来自然又流利。
《阳光日报》访问多名丹州子民时发现，对他们而言，吉兰丹话不只是沟通工具，也是日常生活中拉近彼此距离的语言。
吉兰丹州新闻与通讯秘书处助理主任（新闻）R.哈里达兰（36岁）来自印裔家庭，父母平日使用淡米尔语，但他从小就习惯说吉兰丹话。
哈里达兰：“我当然会讲吉兰丹话。即使在家里，我大多数时候也是用吉兰丹话和兄弟姐妹交谈。”（阳光日报图） “虽然父母是印度人，但吉兰丹话早已融入我们的家庭，可以说是每天都会使用的语言。”
林源成：与妻儿用吉兰丹话交谈
另一名负责族群关系特别事务的60岁官员林源成（译音），人称“Abe Sin”，无论与哪个族群交流，一开口就是熟悉的吉兰丹腔。
林源成（译音）：“即使跟华人交谈，我们说的也是一口道地的吉兰丹话。”（阳光日报图） “我不只是跟马来人讲吉兰丹话，跟华人交流时也一样。在家里，我和太太、孩子也都是用吉兰丹话交谈。”
41岁的企业家聂莫哈末沙里扎苏丁说，非马来人说得一口流利的吉兰丹话，在当地是再平常不过的事。
沙里扎苏丁：“有时候遇到吉兰丹的印裔或华裔，他们说起吉兰丹话，甚至比马来人还道地。”（阳光日报图） “在这里说吉兰丹话，会让彼此感觉更亲近；有时候遇到印度人或华人，他们一开口，吉兰丹话甚至比我们还道地。”
加央族传统乐音为传承加央族文化，来自砂拉越美里的黄德铨专程拜师学习沙贝琴，让传统乐音延续下去。（档案照）
伊班族手艺品长屋内陈列伊班族传统手工艺品，串珠和编织作品承载着世代相传的文化记忆。（档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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