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北大第4、首尔大学第57……治学如登山，并非短跑

人们有时把做学问比作下围棋，也有人将其比作长跑，但笔者认为，登山这个比喻更为贴切。与围棋或赛跑不同，登山不执着于胜负，也不鼓励竞争。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喜好设定目标，按照自己的节奏调整步伐。有的人以登顶为目标，认为越快抵达山顶越了不起，但这并非登山的真谛，反而容易让人错过其中最美妙的部分。登山的妙处，在于让自己与山相协调，在一步步前行中不断体会细微的喜悦。与挺立的树木、初生的野草，以及偶尔穿行的松鼠一同呼吸，沉醉于看似相同却又不断变化的山间景致。

晴天可以眺望远景，自有晴天的好；雾气笼罩时，近处的一棵棵树木显露出各自的姿态，也有另一番意趣。待到登上高处，眼前豁然开朗，又是一份别样的喜悦。

做学问，可以说是一场持续一生的登山之旅。谁不想快些攀登，第一个踏上别人未曾登上的新峰，享受那份荣耀？然而，从长远来看，这也可能耗尽自身潜力，让人难以继续前行，还会增加因急于求成而失足受伤的风险。唯有让自己的人生与学问融为一体，不断从中寻得乐趣，才可能取得长久的成就。即便没有什么特别的成就，这样的人生本身也弥足珍贵。

如同登山，治学之路也有陡峭难行的关口，有漫长、枯燥而荒凉的路段。这时，能够给予慰藉的，是同行的良伴。幸运的是，走上讲台的人身边就有这样的伙伴。教书不只是传授学问，也是与同事、学生结伴，共同走过治学之路。

世上有大学，也有教授这一职业，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否则，那些希望一生与学问相伴的人，或许就找不到可以施展志向的地方。大学是推动人类文明迈向更高水平的中坚，教授则承担着发展和传承学问的职责，而学问堪称人类最宝贵的财富。与一切珍贵的事物一样，学问也是有生命的，需要不断活动、不断更新。如果把人类文明比作一个人，学问就是这个人的意识，也是引领其人生的精神支柱。

因此，坚守这些岗位的人，无论有无回报，都能从中感到充实与自豪。何况，韩国社会自古就有崇尚学问的传统。历代学者虽然未必总能尽到本分，但其社会地位一直受到尊重。当然，学问的内容及其社会功能，必然因地域和时代而有所不同。这种变化本身并不可怕。恰恰是通过积极回应变化，我们才能推动学问发展，引领人类文明走向正确的方向。

与其他机构一样，大学也无法脱离社会独立存在。只有得到国家或社会各界的积极支持，大学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它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如何，既可能使其获得长足发展，也可能使其相对落后。关于这一点，笔者想谈两个例子。

1965年，笔者前往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留学。那正是美国大学，尤其是加州大学的鼎盛时期。当时，颇具声望的总校长克拉克·科尔在1958年至1967年的任期内，将加州大学发展为拥有9个校区的大学体系，大幅扩展了学校规模，并将其声望推向顶峰。他在学界备受赞誉，却也有人对此不满，其中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罗纳德·里根。里根就任加州州长伊始，便提出将州政府对加州大学的拨款削减20%。科尔随即暂停全校的招生录取审核，并表示，如果不能维持原有拨款，就将学生人数减少20%，以此回应。随后，在里根支持下，加州大学董事会解除了科尔的职务。此事在教授群体中引发强烈震动，笔者的导师约瑟夫·卡拉威（1931—1994）也宣布要离开学校。恰逢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实施旨在振兴学术的“卓越中心”计划，以优厚待遇聘请卡拉威教授任教，笔者也因此跟随导师转了学。

二三十年后，笔者在首尔大学任教期间，曾有一段时间担任亚洲物理教育网络的韩国代表。当时的中国代表是一位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同时担任北大副校长。他告诉我，北大物理系大约有100名教授。当时首尔大学物理系只有30余名教授，这个数字着实让笔者吃惊。他说，由于无法为这100名教授全部配备办公室，有些人就在家里工作。

如今，加州大学已拥有10个校区，虽然仍跻身世界优秀大学之列，但相对地位已下降不少。衡量各机构对高质量科研论文贡献的自然指数（Nature Index）显示，在2025年自然科学领域全球学术机构排名中，北京大学位列第4，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仅列第21，首尔大学则排在第57位。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差距？我脑海中始终浮现着当年听到的那个数字：100名物理系教授。当时，无论按哪项标准衡量，北大都谈不上比首尔大学更出色。我不禁想，或许正是这100名连办公室都无法全部配齐的教授，造就了今天的差距。

如今，中国在许多尖端科技领域超越美国，其背后的力量，与这样的教育政策不无关系。简单来说，只要把学者聚集到大学里，学问就会发展。即便没有大量支持，只要为有志于治学的人提供能够安心做学问的基础，学问自然就会成长。

笔者曾用“篝火模型”来说明学问如何发展。湿柴难以点燃，但只要把几根干柴聚在一起，先把火生起来，之后即使添上有些潮湿的木柴，也能一起燃烧。资金支持好比往火里添油，但更重要的是，让这些木柴聚在一起，为它们提供共同燃烧的地方。只要把具有治学禀性的学者聚集起来，让他们能够不必为生计担忧、安心工作，他们自然会按照各自的方式和步调，在必要时相互合作，把学问做下去。而当治学带来的感受不再是负担，而是乐趣，是人生的价值所在时，成果也就能达到高峰。

如今，教授们被推入残酷的竞争体系，仿佛人人都在参加短跑，这种现象令人忧虑。为了完成艰难的工作，适度激发竞争意识可以理解，但把登山变成短跑，对谁都没有好处。社会、大学校方，甚至同事都在助长这样的竞争，而最需要警惕、不被过度裹挟的，正是教授自己。

每当这时，笔者都想劝大家找个清静的日子，去附近的山上走一走。亲身体会怎样上山、怎样下山，才最能让自己感到满足。毕竟，没有比大自然更好的老师。

张会翼 前首尔大学物理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