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首相慕尤丁面对7项控罪，其中4项已经被高庭宣判无罪释放，包括一项涉及2亿令吉的滥权控罪，以及3项涉及同额款项的洗黑钱控罪。 慕尤丁之所以被撤销控状，并非由法官主动提出，而是控方先决定不继续提控这4项控罪，并要求法庭将其列为DNAA，也就是释放但不等於无罪。然而，法官认为控方在庭上并没有提出足够理由，解释为何要在这个阶段停止提控，因此基於公平与公正原则，最终直接宣判慕尤丁无罪释放。 质疑总检署主动要求撤控 这起案件引起人民质疑的，并非法官为何判慕尤丁无罪，而是在质疑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那就是为什麼总检察署会主动要求撤控？ 更值得关注的是，控方在庭上没有进一步说明为何决定不继续提控慕尤丁，而法官也对此申请提出疑问。虽然总检察署在法庭裁决后已经进一步解释，指有关决定是经过对证据、证据可采性、证人可信度以及其他诉讼影响等因素，进行整体专业评估后作出，但这也恰恰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为什麼这些重要考量没有在申请DNAA时，更完整地向法庭说明。 这样的处理方式，难免让人联想到2023年的阿末扎希案件。当年阿末扎希面对47项刑事失信、贪污及洗黑钱控罪，控方也是主动向法庭申请DNAA。不过，与慕尤丁这次不同的是，控方当时确实向法庭提出了11项停止提控的理由，最终法庭也批准DNAA。 首相安华当年面对社会质疑时，曾表示自己没有插手阿末扎希的案件，并强调总检察长依据宪法所赋予的权力，拥有检控裁量权，可以决定是否进行提控。 然而，问题就在於，当国阵巫统与希盟的政治合作出现矛盾，巫统与行动党之间的政治关係出现变化之后，行动党一些领袖却重新提出阿末扎希47项控罪的问题，要求总检察署重新检视相关案件，甚至社青团团长吴家良还要求重新提控阿末扎希。 这样的政治表态，无形中也让人民重新思考一个问题，那就也是如果当年总检察长的决定，是属於独立行使检控裁量权的话，那麼为什麼政治关係发生变化之后，同一个决定又会被要求重新检讨呢？这是否也会让人反过来怀疑，当年的撤控决定究竟是基於什麼因素作出？是政治因素吗？ 如果政府认为总检察长拥有检控裁量权，那麼这个原则就应该适用於所有的政治人物，而不能根据政治关係来决定是否提控。检控裁量权可以存在，但裁量权的行使应该有一致的标準，否则一旦案件涉及政治人物的话，任何决定都很容易被解读为政治决定。 这正是为什麼，慕尤丁案件真正值得讨论的，不只是慕尤丁有没有罪，也不只是阿末扎希当年的DNAA应不应该被重新检视，而是我国现有的检控制度，究竟要如何建立一套让人民信服的机制。 应建立让人民信服机制 当案件涉及政治人物时，检控机关所作出的决定，更有必要具备足够的透明度，否则有关决定即使完全基於法律和证据，最终也会被政治化。 因此，检控分家是必要的，不是为了保护任何人，而是为了让检控机关与政治权力保持制度距离，确保政治归政治、法律归法律，让案件由证据和法律决定，而不是政治关係。政治人物会轮替，政党会结盟或分道扬鑣，但法律制度不应该随著政治关係而改变。 (林恩霆‧ 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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