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長參選人沈伯洋近日掀起「洋流」，不少曾與他接觸過的人也陸續分享往事。一名律師網友近日在Threads曬出，過去沈伯洋在補習班任教時的文章，提到沈有次去高雄上課睡過頭遲到，事後竟打了篇逾2000字的長文深層告白。文章不僅詳盡記錄收到學生送巧克力的暖心過程，更一路從對法律系學生的刻板印象，深刻延伸到國考制度的自私本質等，展現驚人的自省力，網友直呼：「看了都覺得自己慚愧」。該名律師網友在 Threads 上發文表示，沈伯洋（撲馬）在他這個年齡層的法律人圈子裡「應該無人不曉」，當年更是教刑法非常有名的補習班老師。他回憶，當時沈伯洋有一次要前往高雄授課卻不慎睡過頭，原本早上10點的課程，直到11點半才抵達，讓整班學生等了一個半小時。事後沈伯洋寫下了一篇長文進行深刻自我反省，讓當時正在準備國考的他印象極為深刻，順手便儲存下載。請繼續往下閱讀... displayDFP('ad-PCIR1', 'pc'); displayDFP('ad-IR1', 'm'); 根據這篇發表於2011年、題為〈謝謝高雄同學〉的文章內容，沈伯洋首先記述當天因睡眠不足遲到，拎著電腦衝上高鐵時一路上提心吊膽，深怕學生會怒目相視。沒想到抵達高雄後，學生非但沒有發火，下課時甚至有兩位同學主動送上喉糖與巧克力，這讓因一個月上百堂課而感到心力交瘁、性格逐漸浮躁的他備受感動，也促使他重新審視自己對學生的態度與成見。沈伯洋在文中進一步剖析，自己曾認為「法律系學生比較無情、覺得交錢的是老大」，直到被提醒才驚覺，自己過去受教時也從未主動感謝過補習班老師。他指出，國家考試的龐大利益，把法律人訓練得極度目標單一，甚至在進法律系後逐漸變成冷血動物；而這種「換了位置就換了腦袋」的自私本質，不僅體現在踩著失敗者頭頂考取功名後的傲慢，更讓人在身處既得利益階層時，不知不覺地對他人使用雙重標準。最後，沈伯洋更將思考昇華至權力結構與道德標準的討論。他認為，如果自己嚴以律己，進而要求別人也必須一樣謙卑、有禮貌，表面上看似沒有雙重標準，本質上卻是「不折不扣的法西斯」。他強調，每個人都會在權力結構中流動，若能體諒他人身處困境與結構性的苦痛，並給予更寬鬆的標準，比單純追求平等更為困難。法律人若無法成為聖人，至少不該把自己的標準強加於人，最後更以「戒之慎之」告誡自己。並表示：「感謝同學原諒我的遲到。這是最重要的！」貼文下方，網友紛紛留言表示：「沈伯洋最大的優點不是他的智商，而是他擁有超乎常人的自省能力，看了都覺得自己慚愧」、「我做錯事都不會反省這麼多」、「這是什麼令我自形慚愧的沈伯洋反省文」、「連遲到道歉都可以打成論文嗎」；還有網友表示：「通常很多人十年前的東西被挖出來都是翻車......這年頭應該很少十年前的東西被挖出來都是正面的。」網友節錄全文如下：謝謝高雄同學今天竟然睡過頭了... 早上十點的課，結果八點多才起床，連早餐都沒吃就抓著電腦衝到高鐵，一路上擔心高雄律師班怒目相視的情景，提心吊膽地飛奔進教室後開始上課。沒想到高雄的同學似乎沒有特殊反應，而且好像笑得頗為開心... 由於十一點半才到高雄，遲了整整一個半小時，肚子空空。結果下課時收到喉糖，又有兩個同學給了我巧克力（原來我看起來很餓啊），雖然最後匆忙地走了，但心頭覺得很溫暖。我覺得我有時候真的把同學想得太兇狠了，於是深刻地反省了一番。最近由於課多到爆炸，三、四月加起來有一百堂課，重複的內容不斷地複述，力的確讓人感到厭煩。雖然明瞭每次上課其實對同學來說都是第一次，但是當一個禮拜把重複的話講第五遍的時候，人的確就會變了個樣，回答問題時也會越來越迅速，然後就會開始自怨自艾為什麼那麼累，為什麼不給我休息一下的偏執想法。不過今天這一次我才重新了解到，原來我換了一個位子，果然又換了一個腦袋。在這個恐怖的交叉點上，我要謝謝高雄的同學把我拉了回來。剛開始當老師的時候，有些同學十分有禮貌地詢問問題，讓我感到特別開心，偶爾幾個小禮物或卡片更讓人感覺到溫暖。然而，總是會有學生較為灑脫，或玩世不恭，態度較具攻擊性地在所多有，而且集中在律師司法官的學生身上（法律系）；而情況在四等剛好相反，非法律系的同學常常會在考完之後探望老師、給我們鼓勵，寫個小卡片、拍個照都讓我感到溫暖。於是在一次跟女友的聊天上，我得出一個結論：「法律系同學比較無情，比較會覺得交錢的是老大。」結果千尋老師問我：「那你現在會回過頭去感謝以前聽過錄音或教過你的補習班老師嗎？」我愣了一下。我做過這種事嗎？沒有啊，以前聽過高晉的錄音準備刑訴，看過張台大的講義，但是卻從來沒有想過要去當面感謝，或者寫一封信表達敬意之類的。然而對於高中、國小老師，甚至國中補英文家教的老師，至今我每年仍固定行以束脩之禮。曾幾何時，對於法律學習的這段期間，我怎麼突然忘記感謝了呢？然後在當老師時批評法律系學生時，怎麼選擇性遺忘了自己的無情呢？顯然一進法律系我就換了一個腦袋。然後對於他人的批評反而充耳不聞，對於特定期間的事物開始使用不同標準，是怎樣的教育讓我對這段期間的事物充耳不聞呢？自私造成不同標準我想這是自私。每個期間內的個體為了追求目標，都會開始變得自私。國家考試把法律人變得目標單一，把法律人開始為了自己而活：即使第一堂的憲法／刑法課都不是這樣講，在許多高中的筆記本多少人寫下學法律是要幫助別人，在進法律系這一瞬間即變成冷血的動物，涉及到自我實現的龐大利益時就開始使用雙重標準，然後在得到利益的時候回過頭去批評自己的作為而不自知。踩著失敗者的頭考取司法官後，批評同學間的不互助；變成合夥律師後，嘲笑著菜鳥的白痴程度；升等成教授之後，就變成對媳婦嚴苛的婆婆。然後我自己也在當上老師之後，評斷著自己的所作所為。在準備出國這段期間，原則上競爭是跟國外學生，理論上對台灣同胞們並沒有強烈競爭感，然而自私確實無法根除。在急著出國的時候，總是看著申請者到處發信，然後抱怨著為什麼對方不回信；對方回信之後如果對自己無甚用處，可能就丟到一旁也無感謝之音。結果在自己申請上之後，收到雪片般的來信卻開始感到厭煩，抱怨為何對方不自己搜尋資料、只會寄信問人，回答完之後開始批判為何對方回信表達感謝而石沉大海——換一個位子，又換一個腦袋。人的確是自私的，但是在法律這個天平上面，無論如何不可以自私吧？偏偏法律系環境卻造就了一批可能比商學院更自私的人才。而我在批判他人的同時，才驚覺自己又是多麼地自私和無知。同學原諒了我一個半小時的遲到，我卻常常無法釋懷更多的休息時間，想到此處，不但開始覺得汗顏，更對自己不知不覺換了腦袋感到恐懼。比拒絕雙重標準更難的事情當我在抱怨態度的時候，就是在既得利益的位子上面去批判一個過往可能焦躁的自己。然而，有人會說：「我自己一直都很謙卑／有禮貌，所以我也要求對方一樣謙卑／有禮貌，這樣就沒有雙重標準，沒關係吧？」誠然，這樣似乎避免了自我雙重標準的問題，但卻是不折不扣的法西斯。當我們嚴以律己的時候，或許在同一件事物上我們能夠堅持，但總有一日我們也會在非既得利益的位子而遭受不利益。每個人都會在權力之間流動：偶爾自己是掌權者，有時自己會是被害者，而我們就未必能在被害者的位子做出自己以前要求別人做的事。人們都會有情急的時候，都有無法逆轉結構而哀嘆的時候，如果明瞭到對方可能也是處於以後自己可能處的位子，那麼我們又為何要用一樣的標準來要求別人呢？所以在幫助別人的時候，不管自己受幫助的態度是什麼，沒有道理要求別人一定要和自己相同的態度；因為可能在哪一天，我們在別的脈絡之下也會出現值得批判的態度。既然都決定要幫助別人，又何必在意別人的態度好壞呢？如果不斷地要求別人必須如何體諒自己或體諒他人，是不是又會走到比自私更恐怖的路呢？用平等的標準看待平等的事物，說起來簡單，但做起來真的很難，我們時常忘記自己以前的模樣，進而使用了雙重標準；然而，不把自己的標準套在別人身上，比平等看待事物更困難，時時體諒他人身處結構的苦痛而對他人使用更寬鬆的標準，是聖人的作法。法律人不是聖人，所以常常都只會把平等掛在嘴上，然後做連平等都做不到的事（倒是刻板印象的產物：「實質平等」被當做是寶一樣），更別提體諒他人而使用不同標準。不過法律人如果自詡為聖人，是不是應該追求更高的道德標準呢？戒之慎之。感謝同學原諒我的遲到。這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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