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习近平访美以后，中美正式公布了八项成果与共识。其中第一项不是贸易，也不是台湾，而是双方同意建立：“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表述值得注意。什么是“战略稳定关系？”，这里可以以二战期间的苏日关系来作参照。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通常被描述为两个阵营之间的殊死较量：德国、日本、意大利组成轴心国，美国、英国、苏联、中国组成反法西斯同盟。但如果仔细观察战争期间苏联与日本的关系，就会发现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两个分别属于敌对阵营的大国，在1941年至1945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却成功避免了彼此之间的战争。
这种关系并不是建立在友谊、意识形态认同甚至真正的相互信任之上。恰恰相反，苏日之间存在深刻的不信任和领土矛盾，1939年的诺门罕战争更证明双方完全具有大规模交战的可能。然而，1941年4月苏日签订《中立条约》。条约规定，如果一方受到第三国军事攻击，另一方在整个冲突期间保持中立。德国两个月后入侵苏联，日本没有趁机从远东攻击苏联；同年12月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加入太平洋战争以后，苏联也没有立即参加对日战争。而且苏联如约终止了对中国的一切援助，东北抗日联军也撤出了东北进入苏联境内，战争期间未发动对日本的骚扰。
这一段历史，对于理解今天可能正在发生变化的中美关系，具有特殊启示。日苏中立的本质不是友谊，而是战略克制。苏联与日本之所以能够维持四年多的和平，并不是因为双方突然成为朋友，而是因为双方都面对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
对斯大林而言，纳粹德国是苏联生存的最大威胁。苏联绝不能同时在欧洲和远东进行两场大规模战争。对于日本而言，在中国战场已经投入巨大力量，1941年以后又同时与美国、英国和荷兰作战。如果再与拥有庞大陆军的苏联开战，日本同样可能陷入无法承受的多线战争。
于是产生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战略平衡：苏联有能力威胁日本，却选择不进攻日本；日本有能力牵制苏联远东，却选择不进攻苏联。双方从这种“有能力而不用”的状态中获得的战略利益，可能远远超过真正发动战争。这种稳定关系，就像冷战中美苏的稳定关系一样，是基于防止更大的危害所产生的。
更有意思的是，这种默契甚至容忍了双方间接帮助自己的敌人。战争期间，美国大量租借援苏物资通过北太平洋运往符拉迪沃斯托克。1943年美国驻符拉迪沃斯托克外交官甚至称，该港是跨太平洋租借援助“绝大部分”物资的入口和转运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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