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需要一個維持正常運轉的經濟循環：企業高效率經營，才能創造更多工作機會與支付更高薪資；人民收入提高，消費能力增加，企業才有市場規模，這才是健康的“加薪循環”。
首相安华指出，即将于10月7日公布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将以减轻人民生活成本负担为主。他也表示指示各机构加强协调，以管控必需品价格及打击企业牟取暴利行径。
首相表示，明年将对整体公务员薪资调涨15%，低收入公务员的薪资增幅则高达30%至33%，而政府旗下的国民投资机构及国库控股的员工，最低薪资将调高至3100令吉。
首相呼吁私人企业跟进，若现有协调机制不足，政府将通过法律及政策等积极手段介入，以促使企业提高员工薪资。换句话说，如果企业不主动加薪，政府可能进一步“出手”。
此外，内阁星期三同意，考虑到中小微型企业面对营运成本上涨及承受能力有限，暂时豁免这类企业落实新的最低薪金标准。
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指出，政府认同人民薪资必须持续提高，但加薪成本不能完全由中小企业独自承担，因此将通过渐进式薪金政策、薪资补贴、科技投资、数字化及员工培训等措施，协助企业在提升生产力的同时逐步提高薪资。他强调，劳资关系不应成为零和竞争，企业需要维持盈利和竞争力，却也应与员工公平分享成果；工资若脱离生产力强制上涨，成本可能转嫁给消费者并推高通胀，但生产力提高后薪资依然停滞，同样将加剧人才外流。
政府希望透过提高薪资与减轻人民生活负担，企业也必须维持正常经营，这三者并不矛盾，但如果政策只看到加薪的一端，却忽略企业承受能力，最后可能需要付出代价。
大马职工总会（MTUC）日前要求政府把全国最低薪金提高至3100令吉。从1700令吉直接提高到3100令吉，加薪幅度1400令吉，增幅达82.4%。提高低薪工人的收入，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政府能透过预算编列加薪？但企业如何承担加薪成本？这是2027年财政预算案不能回避的问题。
目前的1700令吉最低薪金，是从2025年开始实施，并于同年8月全国一体适用。换句话说，企业才刚开始消化上一轮调薪带来的成本压力，短时间内再把最低薪金推高至3100令吉，对部分企业而言，将是一个沉重负担。
更重要的是，最低薪金大幅提高，影响的不只是最低薪金员工，也会牵动整个企业的薪资结构。因为企业有不同阶层的员工，如果调整最低薪，中高所得者必须同时调整，会引发“调薪连锁效应”，这是企业真正面对的成本压力。
对大型企业而言，也许有吸收成本上升的空间；但对中小型及劳力密集型企业而言，冲击可能更为直接。
讨论加薪不能一句“企业赚钱，就应该给员工更高薪水”就拍板定案。企业赚钱当然应该分享成长成果，但问题是，不是每一家企业都在赚钱，也不是所有行业都有同样的利润率。所以政府必须慎重考虑大幅调薪的政策。
因为企业人工成本增加，可能将部分成本转嫁到商品价格，消费者又要承受更高的生活成本。这就形成政策矛盾：政府希望透过加薪改善人民生活，但如果企业把成本转嫁出去，人民左手增加的薪水，又用右手去买涨价的商品，这是恶性循环。
真正有效的财政预算案，应该同时处理“收入端”和“支出端”。收入端，是让人民赚得更多；支出端，是让人民不必花那么多。否则百物飞涨，人民真正增加的购买力又有多少？
更重要的是，薪资不能脱离生产力单独讨论。
企业生产力提高，利润空间才会扩大；企业有更大的利润空间，才有能力持续提高薪资。政府要推动的，应该是一个生产力提高—企业增值—薪资上升—消费增加的正向循环，而不是单纯透过行政手段把薪资往上推，可持续的薪资增长，必须建立在企业生产力提高的基础上。
至于政府自己提高公务员及官联企业薪资，与要求私人企业提高工资，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政府可以透过财政预算承担公共服务人员的薪资成本，官联企业也有国家资产及经营收益作为支撑；但对没有政府财政为后盾的中小企业，是否应该先把营运成本降下来？
电费、物流、租金、融资、税务、数字化成本、外劳管理、合规程序，每一项都是企业的成本。企业成本降不下来，工资却不断上升，最后只会把压力转嫁给消费者。
因此，2027年财政预算案与其把太多资源放在一项又一项新的补贴，不如集中力量做两件最实际的事情：降低人民生活成本，降低企业营运成本。
企业需要的是更大的生存与投资空间，而不是在成本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再接受一项新的强制性负担。先让企业活得下来，再让企业赚得到钱，企业有了利润，员工才有更高的薪资。
真正好的加薪政策，不是政府替企业决定工资，而是让企业有能力给得起更高的工资。降低人民生活成本与企业营运成本，或许比一纸一刀切的加薪命令，更能让人民真正感受到财政预算案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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