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莘莘学子，从来不只是学校的责任，而是一项必须由家庭、学校和整个社会共同承担的长期工程。
国内校园再传出学生在校死亡的悲剧，这一次发生在森美兰，事件可能涉及高年级学生霸凌违反校规的学弟。去年最受关注的案件之一，是一名13岁女生查拉从沙巴一所宗教寄宿学校宿舍三楼坠下后死亡。她的死亡被指与霸凌及性骚扰有关，事件引起全国愤怒。在大学校园，也有类似的案例发生。涉案的学生分别被控上庭，然而，似乎没有起到效尤之作用。
根据政府数据，2025年我国约有3000名学生受到霸凌影响。益普索去年进行的民意调查则显示，在400名马来西亚受访者中，约260人或65%表示，自己曾在学校遭受霸凌。同侪霸凌没有得到适时处理，会造成心理创伤，一旦涉及肢体暴力，会造成身体受伤，严重的话会致死。
我们的校园，无论是普通中小学、寄宿学校，还是大学，固然并非危险的地方。不过，校园是一个小社会，学生之间的互动一旦越过了红线，就难免可能引发霸凌甚至暴力冲突，因此必须有一套机制从各个层面防范和治理校园安全。
教育部已经采取了各种措施，监督校园，维护学生和老师的安全，包括执行2026年反霸凌法令与反霸凌仲裁庭、从今年4月起增聘300名宿舍舍监助理，并在333所学校扩大安装闭路电视。教育部也为霸凌投诉平台增设匿名举报功能，以保护投诉者和证人的身分。教育部也重申，若案件涉及刑事成分，校方不得将其当作一般纪律问题内部处理，必须立即报警，任何行政人员或教师若为了维护校誉而隐瞒、包庇霸凌事件，也将面对严厉行动。
这些措施和设施重要且必要，证明教育部重视校园安全，然而，问题从来不只是缺少闭路电视或管理员，而是校园风气、学生的价值观，或者老师、舍监及管理员的态度，是否形成了纵容强者、压抑受害者及把欺凌当成玩笑的文化。
以这次森美兰庇朥的个案为例，其暴露了一个不能继续回避的问题：寄宿学校是否长期存在由学长、巡察员或宿舍长代替校方“管教”同学的灰色文化？人权委员会儿童事务专员就指出，学生领袖可以提醒、监督和通报，却没有调查、定罪及惩罚同学的权力。巡察员、宿舍长和学长只是学生，不是纪律教师，更不是执法者。因此，人权委员会建议教育部重新检讨寄宿学校学生领袖的职权、全面稽查私设“学生法庭”、罚款、羞辱、胁迫及体罚等做法，并强化舍监制度。
学生领袖制度原本是为了培养责任感、服务精神和关怀能力，不是让学生提前学习如何运用权力惩罚别人。即使违反校规的孩子，也有获得安全、尊严和公平对待的权利。
对于此，教育部长法丽娜就强调，所谓“学长教导学弟妹”的传统，不能成为殴打、恐吓或羞辱学生的借口，教育部也将通过学校反霸凌赋权框架（S.A.F.E.），让家长及社区共同参与，从根源切断寄宿学校以资历和身分支配学弟妹的歪风。
的确许多问题我们不能单纯地认为是源自校园，也不可能只在校园里获得解决。于6月16日正式生效的反霸凌法令，即旨在应对日益严重的霸凌问题，而专门仲裁庭的成立，就是一个负责处理难以在学校层面解决的案件的平台。
反霸凌法令其中一项关键条文规定，若仲裁庭裁定未成年人涉及霸凌，其父母也可能须为子女的行为承担责任，并可能面对额外的法庭程序及罚款。
有研究指出，失能的家庭生活，会直接催生敌意、冲动和根深蒂固的焦虑。当家庭无法教导孩子如何处理内在冲突，便可能塑造出把愤怒发泄在同伴身上的攻击型人格。
教育机构所能提供的极限，往往只是为一个已经受创的学生安排事后辅导，发挥治标不治本的作用。
霸凌甚至跨出了家庭和校园，网络霸凌通过社交媒体，有系统地摧毁一名孩子。从粗俗恐吓、私密照片外泄，到恶毒的公开留言，持续不断地构成了严重的心理虐待。它与肢体霸凌一样，会侵蚀孩子的精神健康，并成为把他们直接推向身心理问题的深渊。
去年发生的雪州白沙罗中学学弟刺杀学姐案，学弟最近被判无罪，被送入精神病院，法庭的理据是被告精神失常，无法承担任何刑事责任。判决引起争议的一个点是，其家人陈述了一些被告的精神背景，尤其5年前即已开始出现各种精神分裂症症状，既然已经察觉，为何始终没有介入，并安排治疗。这说明了家庭在防患悲剧发生必须背负一定的责任。
因此，要从根源治理霸凌文化，并遏制这种文化演变成暴力行为，家庭必须成为核心。父母掌握最关键的影响力，也负有首要责任。即使他们无法监督孩子身边的每一个朋友圈，也不能继续对孩子的情绪与心理健康袖手旁观。父母必须从孩子成长的第一天起，主动培养他们的心理韧性，并建立牢固清晰的行为界线。
总的来说，遏制霸凌，不能只等悲剧发生后才追究责任。保护莘莘学子，从来不只是学校的责任，而是一项必须由家庭、学校和整个社会共同承担的长期工程。
打开全文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