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中国真的变了，对于一些外来者尤其如此。「1984年的重大事件必然是10亿中国人的政府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而拥抱了资本主义。」威廉．萨菲尔在当年的《纽约时报》上写道。这种乐观中蕴涵着显而易见的预设──拥抱了资本主义的中国，也将走上自由、民主之路。人们对于符号式的变化着迷不已，穿着军大衣的年轻人举着可口可乐，大学生开始在威勐乐队的乐趣中学习Disco，人们对一切外来的东西都如此着迷……一个刚刚解冻的社会，对所有冰柜之外的事物，都充满了莫名的渴望和美化。
西风东渐引改革
但一切从未这样简单。在威廉．萨菲尔盛讚中国拥抱了亚当·斯密时，中国政府刚刚结束了一场大规模的「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黄色的书刊、音乐、影像，和知识分子对「异化」、「人道社会主义」的讨论，被认定是「精神污染」的两个源头。它是党的保守派对于迅速变化的社会的反应，他们觉得正失去对社会的控制 ──知识分子再度活跃，试图摆脱官方意识形态，青年则沉迷在外来的新事物中。保守派们选择了一贯的反应方式，他们在知识分子内部发动了一场批判与自我批判。而对于青年，他们在查收黄色书刊的同时，又一次树立新的模范人物，张海迪（编按──全国残联会主席）、蒋筑英（编按──已故光学专家、全国劳动模范）成为全国性的英雄。
这场运动没有持续太久，它从1983秋天开始，到第2年春天戛然而止。中国政府仍处于虚弱之中，只有「四个现代化」的成就，才能重新给予它合法性，它需要国际投资，也需要知识分子的合作。历史充满了嘲讽，这场运动重要的发起人之一许德珩，也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五四一代，曾以他们对个人自由的追逐和对外来世界拥抱着称。
表面的希望与深层的困境，这种紧张感在1979年其实已彰显无疑。这一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正吹起变革之风，中国与美国建交，胡耀邦为右派平反，知识分子公开表达他们对历史的反思，这个国家更开放了，但也是在这一年，西德民主牆被推倒、魏京生被重判。「四项基本原则」指明了自由与开放的边界，但比起「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三条原则，「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才是核心问题──党对于权力的垄断，是任何变革的前提与最终目标。
改革与反动的争战
开放与封闭、改革与反动、自由与控制的二重奏从未消失过。整个80年代被视作自由与开放的象徵，但人们也经常忘记了，对《苦恋》的批判，大规模的「反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这些运动都是「解冻」的逆反，权力中心的人们对种种变化惊恐不已，他们的绝对权力是建立对每个人的紧密控制之上的，从他们的出生、学校、工作、死亡，到他们怎样写一封情书。
而伴随着文革灾难性的结束，这种政权对于社会、对于个人的控制，失去了合法性，人们开始觉醒，开始寻找自己声音，他们本能性地要寻找外界的帮助与鼓舞。而这个政权也要寻找外界的帮助，以延续自己的控制力，因为这个政权从来不是以这个国家的长远未来与生活在其中的国民，作为成功与失败的衡量标准，而是以政权的稳定性与控制力作为标准。于是从一开始，改革就像是一场赛跑──是政权更快获得力量，还是个人与社会的觉醒的速度更快。
每一次冲突，都是这两种赛跑的结果──社会解放与国家控制的速度，哪一个更快。有时，社会成功了──它往往是政权内部的争吵所致，更多时候则遭至失败，失败最高潮的一幕在1980年代行将结束时到来，当时，苏联及东欧政权相继解体。
（作者为专栏作家、出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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