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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德国寻求给情报机构“松绑”、筹划一场“时代转折”之际，一桩可能成为“冷战以来最大间谍丑闻”的案件浮出水面。涉案者不是普通情报人员，而是联邦情报局（BND）的前掌门人。

　　近日，80岁的奥古斯特·汉宁，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向外国势力传递机密和叛国未遂，被蒙面警察从乡间住所带走。德国检方指控，汉宁在卸任后买通在BND的老部下获取机密信息，并利用这些文件为外国情报机构提供咨询。

　　汉宁目前被审前羁押。如果被定罪，他可能面临十年监禁。汉宁的律师承认，其当事人持有机密文件，但否认将其传递给外国势力，也从未做过任何损害德国利益的事。

　　几个月来，德国政府一直在为一项扩大BND权限的新法案争取支持，希望让该机构重返国际情报界的第一梯队。汉宁案件暴露出的内部安全与监督的漏洞，让这场改革面临新的信任考验。

　　（资料图片）奥古斯特·汉宁 图/IC

　　“退而不休”

　　柏林墙倒塌后，英国谍战小说家约翰·勒卡雷受邀到波恩参加庆祝活动。他在《德国小镇》一书中，对德国官员的描写并不友善。时任英国驻德大使却设计了一场颇有玩笑意味的晚宴：请现实中的德国官员扮演小说里的对应人物，以角色身份致辞。当时在总理府工作的汉宁，分到的是其中最不讨人喜欢的一个角色。他丝毫没有显出不快，反而表现得“非常慷慨宽容”，发言也“很机智诙谐”。

　　那时，汉宁进入安全事务领域不过数年。他是位“半路出家”的情报官员：40岁以前，这位法学博士主要与税务和环境法规打交道；1986年，他被派往西德驻东柏林常驻代表处，负责“赎买”关押在东德监狱里的政治犯。后来，汉宁屡次被传与俄罗斯过从甚密，这些联系据称就始于他在东柏林任职时期。

　　随着汉宁在安全系统中地位上升，争议也越来越多。2002年，他向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提供了一名伊拉克庇护申请者的证词。此人声称，自己曾参与制造生化武器。尽管汉宁告诉CIA这些说法“无法证实”，但几周后它们仍出现在美国总统小布什的国情咨文中，成为美方指控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重要依据。后来，这名代号“曲线球”（Curveball）的线人被发现是个编造故事的人。这场情报丑闻，也在汉宁的履历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一笔。

　　2009年，汉宁辞去公职。当时已转任内政部国务秘书的他，其实是“被退休”的。外界猜测，当时他手中的权力过大，对新上司又不够忠诚。

　　德国政府数据显示，汉宁每月领取约1.1万欧元（约合人民币9.7万元）的国家退休金，但并未就此安享退休生活，依然活跃在媒体采访、政策论坛和各类会议上。从情报改革到俄乌冲突、移民(专题)危机，他频繁发表意见，有时言辞激烈。他还凭借多年积累的经验与人脉开展咨询业务，客户遍及欧美和中东。

　　这些往来，逐渐让柏林的一些旧识感到不安。2023年，《明镜》就报道，德国决策者们在公开场合对汉宁“避之唯恐不及”；还有受访官员批评说，只要报酬丰厚，汉宁对咨询对象几乎“来者不拒”。

　　2017年，汉宁加入一家由俄罗斯寡头拥有的拉脱维亚银行的监事会，负责合规事务。约两年后，银行无力偿债宣布破产。据德国媒体报道，汉宁及另一名监事会成员因“未尽监督职责”，被要求承担部分赔偿责任。拉脱维亚法院随后下令冻结他三分之二的退休金，查封部分房产和公司股权。汉宁在德国挑战这一裁定，未获成功。2022年，他在致时任总理奥拉夫·朔尔茨的信中写道，这场纠纷令他损失了“数百万”。

　　这些异常情况似乎早应让德国当局警觉，然而涉嫌泄密一事直到2025年9月才曝光。当时，警方搜查汉宁住所和办公室，发现了大批机密文件。搜查源于另一起调查：一位德国牛排连锁企业女性继承人被控在与前夫争夺孩子监护权的过程中，策划绑架一双儿女。她和前夫有四个小孩，地方检察官指控汉宁将她介绍给一家以色列安保公司，而这家公司组织了2023年跨年夜绑架他们两个最小孩子的行动。

　　今年5月，德国联邦检察院介入，对汉宁的设备实施监听，并搜集证据，最终促成了10月初的逮捕。

　　根据逮捕文书，汉宁在2020年春季就与自己在BND的老部下曼弗雷德·丹克斯赖特达成一项“有偿合作”：后者收取汉宁的报酬，向其交付内部文件。这项交易持续了12年之久，流出的文件约2000份。其间，丹克斯赖特一直担任BND办公室主任，继续辅佐后来的多任局长。

　　据德国媒体报道，这些文件包括有关伊朗(专题)核计划和俄罗斯武装力量的情报、供德国总理府研判形势使用的材料，以及美国中情局（CIA）、英国军情六处（MI6）等外国合作机构共享的信息。

　　汉宁究竟如何使用这些窃取的材料，检方语焉不详。逮捕公告称，汉宁曾与两家外国情报机构的工作人员联系，或向其传递信息。汉宁的律师承认其当事人持有机密文件，却否认他将其中的信息向外传递、损害德国利益，或以此收取报酬。

　　英国前驻德大使保罗·莱弗认为，汉宁案触及德国安全机构更深层的“文化问题”。在德国，退休官员转入咨询业后，仍与原任职机构保持联系、了解内部动向，并不罕见。据《明镜》报道，丹克斯赖特曾获得上级的批准，可以在业余时间继续为汉宁工作。

　　联邦议院情报监督委员会在2023年就提议收紧“旋转门”规则，要求曾接触情报信息的公务员在离职后无限期申报涉及安全政策的咨询客户，并明确哪些委托不得接受。然而，这些建议尚未落实。汉宁被捕后，要求加强监管的呼声再起。德国情报监督委员会成员康斯坦丁·冯·诺茨警告说，前高级情报官员不受限制的咨询业务，可能为敌人“打开渗透之门”。他主张，借扩大BND权限的立法机会，一并堵住这些漏洞。

　　10月6日，德国柏林警方对一家资产管理公司的注册地址进行搜查。奥古斯特·汉宁是该公司的普通合伙人。图/视觉中国

　　“素食者”困境

　　汉宁被捕前夕，BND现任局长马丁·耶格尔正向议会争取更多经费和权限。他希望，这个长期以情报搜集和分析为主的机构，不再只是跟踪和分析潜在威胁，也能主动采取行动。

　　耶格尔设想的新能力，包括对敌方发动网络“反向入侵”，以及在海外更积极地获取情报。俄罗斯在欧洲不断升级的“影子战争”，让改革显得愈发迫切。“我们真心希望成为德国的第一道防线。”他告诉议员。据报道，作出这番陈述时，耶格尔已经知道汉宁即将被捕。

　　要理解BND为何长期受到约束，还得回到它的来路。它的前身是盖伦组织，一个由美国支持、以前纳粹政权军事情报人员为骨干的网络。1956年出任BND首任局长的莱因哈德·盖伦，曾在二战期间担任德国国防军东线情报主管。在冷战初期，华约阵营的情报机构常将BND视为最有能力的对手。

　　不过，在一个“盖世太保与斯塔西的历史阴影至今未散”的国家，情报机构的行动受到严格限制。BND从成立之初就没有逮捕权。1978年，德国通过法律，要求其负责人接受政治监督，防止其变成新的秘密警察。此后，对情报机构的约束进一步延伸到通信监控。2013年，斯诺登披露的材料揭示，BND曾协助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监视欧洲盟友，在德国引发强烈争议。2016年，德国通过新法案，规范海外通信监控及与外国情报机构的合作。四年后，联邦宪法法院进一步明确：即使监控对象是身在海外的外国人，其通信隐私也受到德国宪法保护。

　　在批评者看来，防止权力滥用的种种制度，也让BND变得迟缓而被动。前西德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曾打趣说，与其听BND汇报，还不如读报纸。汉宁则把它比作一群龇牙咆哮的“肉食者”中的“素食者”——其他机构轻易就能发起的秘密行动，BND却因种种限制难以开展。

　　如今，支持改革的人多认为，继续维持旧有安排的代价正在上升。2022年，BND对俄罗斯的判断严重滞后：炸弹开始落向基辅时，时任局长还被困在城内，花了两天才从波兰边境逃离战火。相比之下，CIA和M16早已经发出进攻预警。随着俄乌冲突持续延宕，德国指责俄罗斯将破坏行动、黑客攻击和虚假信息活动带入欧洲。今年夏天，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携带炸药的无人机，德国政府将这起未遂袭击归咎于俄罗斯。

　　在外部威胁升级的同时，盟友却似乎变得越来越不靠谱。特朗普去年一度暂停向乌克兰提供情报，这让德国及其他欧洲盟友不再把美国的情报支持视为理所当然。

　　面对愈发危险的国际局势和盟友支持的不确定性，默茨政府希望，德国能拥有与自身实力相称的情报能力。默茨去年秋天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们的目标是让BND跻身情报工作的最高水平。”修订《联邦情报局法》，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一步。

　　据德国媒体披露，改革将围绕四个方面展开：加强通信截取等信号情报能力，扩大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赋予BND主动反制敌方的新权限，以及调整相应的监督机制。这场改革与德国的重新武装相互呼应。俄乌冲突升级后，联邦国防军加快扩充军力。今年，BND的预算也已增加约四分之一，达到15.1亿欧元。

　　就在这样的关键节点，汉宁案将内部安全与监督问题重新推到了改革讨论的中心。当被问及此案是否会改变改革计划时，社民党议会党团首席议会事务负责人迪尔克·维泽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不会。”科隆大学情报研究专家卢卡·曼斯也警告，不能因汉宁案而叫停改革，否则将“正中对手下怀”。

　　不过，改革的种种必要性并不能消除对BND扩大权限的疑虑。绿党及社民党内部一些人士原本就认为，法案提出的监督机制不够充分，汉宁案又给了他们更有力的理由。分析指出，法案可能因此面临进一步修改，改革进程也可能被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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