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中以推動聯合國改革為由，重提刪除《聯合國憲章》中「敵國條款」的要求。所謂「敵國條款」是指《聯合國憲章》第53、77和107條的合稱。其核心內容是： 德、意、日等原軸心國成員若有再次實施侵略的任何步驟，中、美、英、法、蘇等聯合國創始成員國、即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有權對其直接實施軍事行動，無須安全理事會授權。第107條以最高國際法效力永久鎖定法西斯國家的侵略罪責。為支持相關主張，日本外務省列出兩條理由，其一是1995年第50屆聯大通過第52號決議。該決議雖表示「打算啟用《聯合國憲章》第108條所述的程序，在今後盡可能早的一屆適當會議上對《憲章》作出預期將來生效的修正，把第53、第77和第107條中的『敵國條款』刪除」，但這僅是一項政治意願，並不具備任何法律約束力。其二是2005年聯合國舉辦的世界首腦會議成果文件第177條雖表示「決意刪除《憲章》第53、第77和第107條的‘敵國’提法」，但文件本身並未啟動修改《憲章》的正式程序。 日本自知這些文件並不足以支撐其刪除「敵國條款」的訴求，故主張基於以上文件「敵國條款」已「名存實亡」。然而，若誠如日本所主張，日本政府為何又動用大量外交資源與一個所謂「名存實亡」的條款死磕呢？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給世界帶來空前浩劫的德、意、日法西斯戰敗。為防止法西斯、軍國主義死灰復燃，國際社會在構建聯合國體系之時，在《聯合國憲章》中增設「敵國條款」其法理根基來自《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戰後國際法律文件。該條款並非臨時懲罰性條文，而是一套長效安全防範機制。它以國際法形式鎖定軸心國的戰敗身份與侵略罪責，劃定戰敗國的行為邊界。即便戰敗國加入聯合國，該條款依然保留效力，目的就是防範戰敗國再度走上對外侵略擴張的道路，保障戰後世界和平穩定。戰後至今，雖然該條款未實際啟用，但法理效力始終完整存續，是二戰同盟國勝利成果的重要法律見證，是戰後國際秩序的重要法理基石，是二戰後，國際秩序給戰敗國戴上的法理緊箍咒！ 對日本而言，這意味著只要其侵略歷史未被徹底清算，其軍事擴張始終面臨法理上的「緊箍咒」。正因如此，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日本不斷通過經濟和金錢外交試圖刪除這些條款，但因修改《聯合國憲章》需聯合國三分之二會員國表決通過且所有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一致同意，始終未能得逞！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聯大的表態，是日本長期外交布局的公開升級。上世紀60年代起，日本就四處遊說，將「敵國條款」渲染為「歧視性舊條文」，淡化背後的戰爭歷史。高市早苗此舉至少有三個真實目的： 第一、推翻日本軍事擴張的法律障礙 近年來，日本持續大幅增加防衛預算，2026財年防衛預算超過9萬億日元，再創歷史新高，同時擬取消對武器出口的限制，大力發展進攻性軍事力量。日本在熊本縣和靜岡縣部署多型遠程導彈，將航空自衛隊改編為「航空宇宙自衛隊」並組建「宇宙作戰集團」，軍事觸角伸向外層空間。 高市政府還正式解禁殺傷性武器出口，突破1976年確立的武器出口管控框架。這些舉動早已背離「專守防衛」原則。而「敵國條款」恰恰是在法律上制約這些行為的關鍵機制，如果條款被刪除，日本突破戰後軍事束縛將不再面臨法理上的直接威懾。 第二、為謀求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掃除障礙 「敵國條款」的存在，是反對日本「入常」一方重要的法理與輿論論據。高市在同一場演講中將刪除「敵國條款」與安理會改革、擴大常任理事國席位放在一起談論，絕非偶然。 其邏輯鏈條是：刪除「敵國條款」意味著日本摘掉「戰敗國」標籤，進而以「正常國家」身份爭取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 然而，安理會改革需聯合國大會三分之二多數通過，且現有五個常任理事國一致同意。中俄始終堅定維護「敵國條款」，而美國保留該條款也是拿捏日本的重要籌碼，高市的訴求在五常剛性否決機制下難以實現。 第三、消解中國援引「敵國條款」對日施壓的法理工具 2025年11月，高市發表「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的涉台挑釁言論後，中國駐日大使館隨即援引「敵國條款」對日本發出警告。日本媒體也承認，「敵國條款」為北京提供了向日本施壓的助力。高市選擇在聯大首次演講中拋出這一議題，本質上是對中國法理施壓的反制。試圖通過國際輿論場上的主動出擊，消解「敵國條款」在中日博弈中的現實約束力。 面對中俄在外交和法律層面的持續加壓，高市急需在國際舞台上爭取話語權，試圖通過聯大演講製造「日本是和平國家卻受到不公正對待」的敘事。 然而，高市的這番操作高機率會產生反向效果。 日本主動將該議題推向國際輿論場，會重新喚醒東亞及亞太受害國民眾的歷史記憶，讓國際社會再次清晰認知日本仍受「敵國條款」約束的法理事實。事實上，日本國內也有網民質疑：之前日本一直鼓吹「敵國條款」已「死」，現在又在聯大鼓吹「刪除」這些條款，不就等於自己承認了這些條款還有效嗎？ 「敵國條款」絕非誰強加給日本的「歧視性標籤」，而是捍衛戰後國際秩序的重要制度保障，是給所有企圖撕掉「戰敗國」標籤、為鬆綁軍事擴張鋪路行為設置的「保險栓」。 高市早苗和日本右翼對「敵國條款」越是耿耿於懷、急於去之而後快，就越能證明當年《聯合國憲章》設置這一條款極富遠見，恰恰打中了日本軍國主義的「七寸」。 只要日本軍國主義的幽靈尚未徹底消散，只要日本右翼仍在否認侵略歷史、謀求擴張軍事力量，「敵國條款」就有其不可替代的現實意義。高市在聯大的這場「政治秀」，恰恰以最生動的方式證明了：這一條款絕不能刪。 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言論，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孫磊大使9月28日行使答辯權，表達了堅決反對。他將這些條款與日本的歷史責任及其當前的安保政策聯繫起來。他指出，「敵國條款」是《聯合國憲章》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在日方近年消極動向的背景下，時至今日仍具有重要意義，不容刪改。他還說，高市早苗對歷史罪行避而不談，一邊炮製周邊威脅，一邊持續大幅擴充軍費、放寬殺傷性武器出口、推進修憲並試圖突破「無核三原則」。日本的「再軍事化」已經成為地區乃至世界和平穩定的現實威脅，是對戰後國際秩序的挑戰。 孫磊大使指出，維護戰後國際秩序、捍衛二戰勝利成果、維護地區和平穩定，是國際社會的共同責任。《聯合國憲章》中的「敵國條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再度威脅國際和平與安全，為捍衛戰後國際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時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孫磊大使手中緊握著一份特殊的清單，詳盡地記錄著一系列指向日本的行動。清單上的每一項，都基於客觀的事實。 日本2026財年防衛預算高達9.04萬億日元，連續14年保持增長；三月，日本還在熊本和靜岡正式部署了兩個遠程武器，其中甚至包括射程可覆蓋鄰國海岸線的導彈，這些都對東亞地區的和平格局構成嚴峻挑戰。與此同時，日本的軍售進出口訂單也在不斷增加，甚至計劃在2027年設立新的機構，專門負責防衛、裝備出口和軍工廠的管理，這無疑是擴大軍售的前兆。 清單所揭露的種種事實，都觸目驚心，而日本的態度仍然是避重就輕，試圖掩蓋真相。這必然會招致國際社會的強烈抵制。高市早苗演講時，台下空蕩蕩的場景，與官方影片中特寫鏡頭構成的強烈對比，無不折射出各國對日本真實態度的衡量。孫磊大使列出的清單和提出的靈魂拷問，如同沉甸甸的砝碼，而高市早苗的蒼白辯解和失效的舊決議，已經如同沉默的票，替國際社會投下了明確的答案。 孫磊在答辯中嚴正告誡日本右翼勢力：唯有徹底與軍國主義決裂，走和平發展道路，才能走對方向；任何試圖衝撞戰後秩序的舉動，都必將遭到堅決反擊。條款可能在短期內無法刪除，但它的存在，將會如同聚光燈，照亮日本每一步擴軍行動的歷史底色。一邊呼籲擺脫歷史標籤，一邊卻加速推進軍事化進程，這兩種行為放在一起看，旁觀者一切盡在掌握。對中國而言，這件事情真正的關鍵，並非那行舊字是否會改動，而在於自身選擇站立的立場。中國既是戰爭的受害者，也是戰後秩序的守護者。那場戰爭所建立的安排，今天依然是地區和平的基石。條款是否應該被刪除，最終取決於日本是否能夠真正改過自新，而與紙面文字的改動並無直接關係。 從二戰後對歷史問題的態度來看，日本時至今日對二戰中侵略他國的加害行為採取不認罪、不反省、不道歉的態度。他們不僅公開否認南京大屠殺、細菌戰、化學戰等造成對無辜平民的傷害，對推行的「三光政策」「集團部落」「慰安婦」等殘酷罪行百般抵賴，對造成3500多萬中國軍民傷亡不予承認，而且諸多日本政要公然帶頭參拜靖國神社，為東條英機、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等二戰甲級戰犯們鳴冤叫屈，甚至樹碑立傳，用多種形式歌功頌德。對於這樣的國家，根本就沒有資格要求刪除「敵國條款」。 日本真正需要「翻篇」的，從來不是一段尷尬的歷史文字，而是軍國主義曾經留下的政治遺產。只有當一個國家能夠以穩定、持續、可驗證的行動證明自己尊重和平、尊重歷史、尊重國際法，戰後國際社會對它的特殊警惕才會真正淡化。否則，越急著證明某種約束已經不存在，越可能讓外界重新追問：為什麼今天仍然如此在意這道歷史留下的警戒？ 除了在聯大一般性辯論上義正詞嚴反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聯合國刪除《聯合國憲章》中「敵國條款」之外，今年是《東京審判》80 周年，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還於10月26日在聯合國《國際法周》舉行了「為了人類的正義與和平」—紀念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圖片展。以大量珍貴的東京審判歷史圖片、檔案文獻，完整還原東京審判的歷史真相。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於1946年5月3日開始進行審判，1948年11月12日結束。11國法官歷時2年7個月，開庭818次，出庭證人達419名，書面證人799名，受理證據在4300件以上，庭審記錄4.8萬餘頁，判決書長達1212頁。中國檢察官團提交了11名戰犯名單，通過約翰·馬吉牧師拍攝的南京大屠殺影像、紅十字會南京分會副會長許傳音等證人證言及德國外交電報等關鍵證據，揭露日軍暴行。判決書對日本帝國主義策劃、準備和發動對中國和亞洲、太平洋戰爭罪行進行了揭露，並宣判25名被告有罪，其中判處日本7名甲級戰犯（東條英機、松井石根、武藤章、板垣征四郎、廣田弘毅、木村兵太郎、土肥原賢二）絞刑。 《東京審判》是戰後國際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戰後國際秩序、國際公平正義和國際法治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具有政治意義和歷史意義。承認和接受《東京審判》是戰後日本重歸國際社會的前提。令人警惕的是，80年後的今天，日本右翼勢力罔顧《東京審判》的歷史定論，亟力否認甚至美化侵略罪行，宣揚錯誤史觀，公然將戰犯奉若神明，對此，國際社會應當共同抵制。 《東京審判》代表了人類用法治守護和平的崇高理想，以嚴格的程序、紮實的證據，對日本侵略罪行作出正義審判。80年後重溫 《東京審判》，就是要以史為鑑，銘記戰爭苦難。共同防止「新型軍國主義」成勢為患，共同警惕和抵制侵略勢力捲土重來！ 此次展覽系首次在聯合國總部舉行，警醒國際社會共同守護歷史真相、捍衛二戰勝利成果、維護戰後國際秩序。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傅聰大使在開幕式上致辭說，東京審判鞏固了戰後國際秩序，捍衛了國際公平正義，推動了國際法治進步，是一場和平對戰爭、文明對野蠻、正義對邪惡的大審判，具有劃時代的政治意義和歷史意義。東京審判的對象是日本軍國主義。日本本應傳承東京審判的精神實質，徹底清算軍國主義思想，永遠走和平道路。但遺憾的是，日方右翼勢力以各種理由質疑東京審判的合法性，藉此掩蓋侵略歷史。從膜拜甲級戰犯到架空「和平憲法」，從鬆綁武器出口到解禁「集體自衛權」，日方正一步步背離東京審判，也與其自我標榜的「和平國家」漸行漸遠。中方呼籲各方弘揚東京審判的精神，銘記《聯合國憲章》「欲免後世再遭今代人類兩度身歷慘不堪言之戰禍」的期許，警惕新型軍國主義抬頭，共同維護戰後秩序和國際和平與安全。 在中國一般性辯論有理有據的強力反駁，及《東京審判》圖片展映襯的歷史真相下，高市早苗的表態顯得單薄、無力，失敗是必然的。 ＊作者為旅美學者，曾任職聯合國三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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