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尖科学家归国后 舆论突然愤怒要她回美国?

顶尖科学家归国后 舆论突然愤怒要她回美国?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袁钧瑛的事情近日引爆互联网，主要争论是：这位早已加入美国籍、但2020年归国的科学家究竟是回国效力，还是早年背弃公派留学归国契约，晚年又回国蹭养老、沽名钓誉？

　　不能不说这是近些年围绕海外归国人才极具代表性的争议。

　　先把袁钧瑛的履历简单说说。1958年生在上海，早年当过棉纺厂女工。1977年恢复高考，她凭自学考出上海理科第一名，进入复旦大学生化系就读。1982年毕业，通过CUSBEA中美联合招生项目赴美。这一项目由国家组织选拔人才，赴美后主要依靠美方高校奖学金完成学业，国家承担选拔组织与部分差旅开销。当年赴美人员普遍有一项不成文的默契：学成之后回国。

　　在哈佛和MIT求学期间，袁钧瑛师从后来斩获诺贝尔奖的霍维茨，作为核心参与者，证实细胞死亡是基因调控下的程序化过程。之后进一步阐明人类细胞凋亡的运行机制，相关成果写入全球生物学教科书。完成博士研究之后，她没有按当年默契回国，而是留在美国发展，在哈佛医学院一路做到正教授并执掌冠名讲席，2007年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2017年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后续加入美国国籍。

　　在数十年的科研历程中，她开辟出第二大重要研究方向：2005年前后，其团队定义“程序性坏死”概念，找到调控开关RIPK1，研制出先导化合物Nec-1，搭建起细胞坏死、炎症反应与阿尔茨海默病、渐冻症、脑卒中、肠炎等疾病的关联通路。目前多款靶向该靶点的抑制剂已经进入全球临床试验阶段。

　　2020年，袁钧瑛辞去哈佛全部教职，全职回国，担任中科院上海有机所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主任，依托平台组建团队，推进原创新药转化落地。2023年当选中科院外籍院士，2026年与王晓东、邵峰、Dixit共同获得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生命科学或医学奖），该项1000万元奖金由四位获奖人共享。

　　引爆舆论的是，2026年10月31日上海顶科论坛期间她接受采访。深圳卫视科创类访谈节目播出的片段里，她表达的核心意思是：不以国籍划分身份，自己还是上海人，血是中国的血。11月初这段视频经过各大自媒体持续转发，引爆了对她的激烈批评。

　　很多人不满，首先针对她的留学毕业不归的那次选择。当年国家把稀缺珍贵的公派机会交到她手上，她在项目结束后却留在海外，没有兑现归国默契，这属于她道德层面的污点，针对这一点提出批评，我认为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对她回国任职这件事，我认为不应该做情绪化的价值判断，而要多一些冷静和实事求是。不排除袁钧瑛心中有落叶归根的想法，同时回国发展也更利于她延续自身的科研事业。但如果简单武断地下结论，这个人已经没有价值，她回国只为蹭取国内资源养老，上海相关单位被她骗了、把重要岗位给她这个外籍人士，挤占本土青年科研人员的发展空间，更不公平，这就太情绪化了，也欠缺公允。

　　事实上早在2020年正式回国之前，袁钧瑛已经和国内科研机构保持稳定联系，2012年起参与交叉研究中心的筹建工作，并非空降摘取现成成果。2020年她正式辞去哈佛全部工作全职归国，当时62岁，对于国际顶尖科学家群体而言，这个年纪远谈不上失去科研能力。她的学术视野、国际行业资源、重大疾病药物研发经验，都是国内急需的稀缺资源。倘若回国之后毫无实质产出，单纯挂名领薪，上海相关部门也不可能以高规格予以接纳。

　　我们不应轻易看低上海相关部门的专业性和责任心，事实上，目前批评声里，多数来自不直接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公众，缘起又是拿了美国籍的她说“血是中国血”这句话，是纯舆论事件，而非严肃的学术争论。

　　纵观袁钧瑛的人生轨迹，恰好贯穿中国改革开放的各个发展阶段。在我看来，她就是一个道德意义上的普通人，在时代浪潮中，每一步都选择对自身发展最为有利、风险最低的道路。她并非甘愿牺牲个人利益、以国家需求为先的道德完人，早年的弃约行为客观存在。不过，她归国的选择，恰好契合当下国内科研发展的现实需求。她深耕的细胞死亡与神经退行性疾病领域，是国内相对薄弱的研究方向。她带回的技术经验、国际合作渠道，能够助力国内相关领域补齐短板，客观有助于本土科研与药研产业的进步。

　　如果一直揪住数十年前的弃约行为、以及加入美国国籍的事情，用过往旧事作为评判她当下所有选择的唯一标尺，我认为这对我们的国家并不有利。时代背景不断变化，国家发展诉求也在更新，上海引进这样的人才，是基于当下产业与科研发展的现实考量。袁钧瑛能够获得国际顶尖科学奖项，本身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奖项由国际同行评审，依靠扎实的研究成果角逐，不是看护照身份发放的人情奖励。

　　▲袁钧瑛和课题组学生们一起登山。

　　对于袁钧瑛这类海归学者，我们既不能一味拔高赞美，刻意美化，也不能仅仅因为一句言论触碰大众情绪，就全盘否定她的实际价值。我非常理解当下青年科研人员普遍存在的职业焦虑：科研经费有限、岗位竞争激烈，高端海归带着履历资源回国，确实容易让人产生资源被挤压的落差感。但将现实层面的结构性焦虑，集中宣泄到袁钧瑛个体身上，其实是严重的错位。经费分配制度、科研评价体系、人才录用机制等深层问题，才是真正需要反思优化的方向。把个体当成情绪靶子，无助于解决青年科研人员面临的困境，只会进一步激化舆论中的各种对立。

　　最后总结来说，我们应当尊重上海在人才引进上做出的选择，避免高度情绪化地评判海外归国群体，不能因为个别个案，就为归国人才群体贴上负面标签。看待袁钧瑛事件，最合适的态度是分清两本账：早年违约弃约的问题是历史，该批评就批评；全职回国之后是否有科研成绩、以及是否带来产业价值，要由权威部门认定，大众可以理性探讨，不宜仅凭情绪呼吁将她“撵走”。我们的社会需要有这样的胸怀和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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