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盯上“神仙岗”：国外赚钱，国内花

年轻人盯上“神仙岗”：国外赚钱，国内花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世界上最幸福的工作是什么？

　　社交媒体上有人给出答案：先拿到海外永居，在发达国家找到一份中产收入的工作，再被公司长期外派回中国。

　　即，拿着海外的薪资与补贴，享受国内的便利与低物价。

　　相关热帖下，有海外ip的网友佐证：“回国出差伙食费确实100刀/天（约人民币720元）。”于是，网友们纷纷许愿，在评论区中“接”相同工作模式。

　　《视觉志》找到了三位华人(专题)，她们分别在日本(专题)和德国找到工作、拿到永居（不受签证时效约束的长期居留资格），后被公司外派回国。

　　人人称羡的光环下，我们想要追问，这类工作是否真如传闻中圆满？拿到这样的结果，需要付出怎样的努力？以及，在这种身份与空间错位的生活模式下，又藏着哪些难以言说的困境？

　　（为方便理解，文中出现的所有外币金额，如日元、欧元等，均已换算为人民币。）

　　评论区中的的“许愿”评论

　　01

　　外派回国

　　清晨，粤北某市中心，邵冰从五星级酒店的套房中醒来，接送她的专车，已经停在楼下。简单在餐厅吃过自助早餐后，邵冰上车，专职司机载她驶向10公里外的公司，车程约30分钟。

　　本月，是邵冰外派归国的第十个月。在此期间，以上的场景，是她每个工作日的常态。

　　邵冰今年39岁，是一名材料工程师，长期在日本工作。2026年初，她向公司申请到外派机会。

　　外派是跨国企业常见的人员调配方式，员工受总部指派，赴境外关联机构长期工作，劳动关系仍归属总部。

　　邵冰所在公司与国内设有合资企业，需要派驻技术人员来华提供支持。但愿意放弃故土、远赴异国的日本员工寥寥无几，供需缺口下，邵冰拿到了机会。

　　包括邵冰在内，本次被外派到广东的团队中，共有10名成员，其中大多是日本人，中国籍华人仅有她一位。

　　住房是公司最先落实的保障。邵冰无意间看到公司与酒店签订的合同，仅她单人，每月房租价格便高达一万五千元。

　　套房内配有厨房，每日会有保洁收拾卫生；健身房、泳池、自助餐厅分散在酒店的公共区域，全部对外派人员免费开放，工作日的午餐则由公司统一提供。入住后，邵冰看到有同事经常泡在健身房里。

　　邵冰酒店的卧室

　　出行问题同样被公司安排妥当。出于安全考量，公司不鼓励身处“海外”的员工独自驾车、骑行。一旦发生意外，处理起来繁琐棘手。于是，外派员工的全部外出需求，都可以交由合作的本地服务商安排。

　　简而言之，外派员工不论因何出行，都有专车接送。

　　一般情况下，单人用车，调派车型为5座轿车；两人用车，升级为7座商务车；多位同事共同出行，则会调派小巴或大巴车。除日常通勤需求外，邵冰周末去省内其他城市游玩，也会提前在内部系统中预定专车。

　　工作和生活逐渐稳定下来后，邵冰开始考虑将父母接到身边。

　　邵冰来自江苏，父母一直生活在国内。此前她长期在日本工作，曾考虑过把父母接到日本。虽然地理距离并不算遥远，但签证、出行，以及父母对陌生环境的适应，都让跨国团聚变得不容易。

　　回到国内后，解决问题终于变得简单。两个月前，邵冰在酒店附近租下房子，将远在江苏的父母接到广东安顿下来。

　　如今，每天17:30下班，专车会先送她回酒店换好衣服，18:30左右，再动身去往父母住处一同吃晚饭。期间，司机会在楼下等候，直到21:00接她返回酒店。有时，邵冰会让司机自行休整，不必一直守在原地。

　　邵冰和父母一起吃饭

　　同在外派名单里的金盛，则省去了重新安顿住处的过程。

　　2025年1月，担任总经理助理的金盛，从日本被派到上海工作。因为直接被外派回家乡，他没有向公司申请住房补贴，而是直接住回了父母家，生活几乎可以无缝衔接。

　　金盛介绍，在一些规模较大的日企，派驻上海的管理层往往能获得较高的住宿预算，住进酒店式公寓或100-200㎡的高级公寓；如果携带家属，相关住宿费用也可以由公司承担。

　　毕马威2025年发布相关报告显示，2024-2025年，29%的受访企业在华外籍员工数量有所减少。企业给出的原因之一，是中国本地人才培养和招聘能力的提升，另一项则是出于成本控制的考虑。

　　外派人员的薪酬、住房和交通安排，本质上都是企业为跨国业务承担的人力成本。对员工而言，这是一份待遇优厚的工作；对企业而言，如何在人才经验、业务需求和派驻成本之间取得平衡，同样是一道现实的管理难题。

　　在德国生活了十年的设计咨询顾问Yijian，回国工作的方式较为特殊。2022年，他跳槽时主动与新公司协商，希望在回到上海工作的基础上，保留德国的劳动合同。

　　为确认相关安排的合规性，公司专门咨询了律师，并将相关内容写入协议。如果未来他不想继续留在中国工作，可以返回德国，原有的待遇和工龄有所保障。

　　Yijian回国工作时的朋友圈

　　对于大多数接受公司外派安排的员工来说，回国后的收入变化，或许是最直观的感受。

　　金盛外派后第一次收到工资，“还以为是公司打错了钱”。

　　外派前，公司并没有向他详细说明外派后的具体待遇，他只是从同事口中得知，外派后会有额外补贴。直到第二个月，同样的数额的工资再次到账，他才确认，这是员工外派后的正常收入。

　　将一年两次的奖金分摊到每个月进行计算，金盛在日本工作时，月均到手薪资约为1.5万元；外派上海后，这一数字升至3万-3.5万元，直接翻倍。

　　对于保留海外总部劳动关系的外派人员来说，收入增加部分大多来自公司提供的派驻补贴。不同企业的补贴标准和计算方式有所不同。以邵冰所在的日企为例，主要包括三类：

　　一是生活环境补贴。若员工被派往生活环境相对艰苦、生活便利程度较低的国家或地区，公司会根据当地情况给予额外补偿。

　　二是单身补贴。领取条件是，独自前往海外工的员工已组建家庭，配偶、子女等家庭成员仍留在原居住地。

　　三是汇率补贴。考虑到不同国家之间的货币汇率变化，部分企业还会通过发放津贴，调整员工派驻期间的实际收入。

　　邵冰此次外派，三类补贴均有涉及。在日本工作时，她每月固定薪资约为2.5万元人民币。外派回国后，加上各项补贴，月收入达到4万元以上。

　　金盛于日本京都摄

　　日企外派通常以三年左右为一个周期，不少企业会在期满后安排员工轮岗，也有公司允许员工与总部协商，继续留在当地。

　　眼下，邵冰已经在广东建立起一套新的生活秩序，至于这段生活能持续多久，暂时仍是未知数。

　　02

　　实力、运气、规划

　　“就我个人来讲，我真是过得神仙般的日子。”邵冰毫不避讳地讲。

　　通常，邵冰会在早晨8:00左右到达公司，9:00前例行早会、整理邮件、和同组同事交流，之后则全部都是自由时间。

　　如果没有紧急工作，她会将上午的时间用于充实自己，报班学英语、唱歌，以及其他专业知识。前段时间，她特意回了一趟日本，参加和工作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考试。

　　两个小时的午休结束后，组内同样会进行一个例会，时间大概在五分钟内，后面员工们就可以自行安排，喝喝咖啡、刷刷社交媒体、了解感兴趣的时事热点。

　　以上情况基于公司没有紧急任务，如果有新的案件工作，邵冰每日的有效工作时间大概在1小时。“很少动手干活，每天都是很自由的调配自己的时间，想干什么干什么。”

　　邵冰的工位

　　想要得到理想的工作，实力、努力、运气，三者缺一不可。多数情况下，能够同时进入国外大公司、并拿下永居的人，往往都有海外留学经历的打底。

　　2006年高考失利，邵冰没能考上理想的大学。由于家里经济条件受限，她放弃民办本科，选择学费较低的专科，并服从调剂，分配到日语专业。

　　“我学了18年，就是为了这一天的考试（高考），结果我这一天就完蛋了。”高中三年，邵冰保持着早六晚十的作息，有时作业写不完，会躲在寝室厕所，打着灯继续写。

　　大二时，心高气傲的邵冰面前，出现了另一条路。一所日本院校来学校招生，对方提供四年制本科课程，专业是机械工学，邵冰当即决定重读本科。

　　出国的第一道难关依旧是钱，这所学校每年学费约6万元，家里帮邵冰拿出3万学费，后又借来2万生活费，作为读书的启动资金，剩下的开销需要她自行解决。

　　到日本后，邵冰举步维艰，几乎将全部课余时间用来赚钱。她去过食品工厂做饭团，也种过田，忙起来每天要工作13个小时。生活费紧张时，她一天只吃两顿泡面，实在饿得发昏，就向别人借钱买饭，再慢慢还。

　　往返打工地点的火车上，是她少有的学习时间。四年中，她平衡着赚钱、重学理科知识、练习语言，以及融入日本社会。

　　本科毕业后，邵冰仍未找到满意的工作。由于毕业院校排名较低，她能选择的岗位大多集中在工厂一线，职业发展空间有限。邵冰不想就此停下，于是花费一年时间准备研究生考试。

　　最终，邵冰考上日本排名前三的国立大学硕士。在毕业时，她通过校招进入万人规模企业，拿到日本永居，并在公司需要时，主动申请外派。

　　邵冰公司报销的头等舱

　　相比邵冰在摸索中寻找方向，金盛的职业路径从一开始就带着更明确的目标。

　　金盛高考后进入国内一所本科高校，参加“3+2本硕联培”项目，读电子商务专业。完成三年本科课程后，他便赴日继续攻读硕士。

　　相比先读语言学校、再备考硕士的常规路径，金盛省去了不少时间。毕业时，他的年龄比同期赴日读研的中国留学生年轻近三岁。

　　读研期间，金盛开始接触日本企业，通过实习（日本语境中被称为“体验职场”，普遍为时长为1天）了解职场环境。

　　在金盛的观察下，日本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往往会优先选择上海，设立分公司。因此，研究生即将毕业时，他参与校招，主要投递在中国设有业务的日企。他希望先留在日本积累工作经验，未来再争取被派回上海。

　　经过多轮面试，金盛最终进入一家日企的海外部。此前，公司在中国市场的业务一直由日本员工负责。金盛认为，自己作为中国人，在这项工作中或许能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2024年，进入公司的第四年，金盛接到了外派上海的通知。

　　彼时，他通过高度人才积分制度申请的永居身份尚未获批。为避免离境影响申请，他向公司提出，希望等永居办妥后再回国。最终，公司同意了这一请求。

　　金盛于日本京都摄

　　03

　　“燃烧得不够充分”

　　2021年，全球性猎头公司罗盛咨询对400位海外华人高管研究发现，接近90%受访者考虑过回国发展。而背后的原因，既有个人对职业发展的考量，也有中国市场以及中国社会本身的吸引力。

　　在德国留学、工作整整十年，Yijian的生活重心始终停留在欧洲。那时，他每次回国通常只待十天左右。

　　2021年，Yijian在毕业后的第一家公司，积攒了45天以上的年假。由于当时的欧洲出行受限，他与公司协商，获得了四个月回国远程办公的机会。

　　回到长沙后，Yijian按照德国时间，在每天下午15:00开始工作，直到午夜结束，白天则可以自由安排。他住在家里，趁机考了驾照，也有更长的时间去感受国内的生活。Yijian回忆，那是他“过得特别开心的一段日子”。

　　作为长沙人，Yijian的口味偏重。德国中餐经过本地化改造，味道与国内相去甚远。即便是稍好一些的中餐馆，人均消费接近400元，吃到的却仍是他口中“非常一般”的味道。相比之下，他更愿意自己做饭，或去朋友家吃。

　　他第一次认真考虑，或许可以重新回国发展。

　　Yijian于国内摄

　　关于回国，更深层的原因在于，Yijian逐渐感到当地职场的节奏与自己的性格并不完全契合。

　　“卷”是他口中的高频词汇。德国大型企业通常有明确的上下班时间，加班需要提前申请，工作之外的生活边界相对清晰。

　　Yijian有德国朋友曾用一下午的时间，将租住房子的落地窗拆下，再重新装回去。朋友觉得这是一件很享受的事，而他却觉得“又浪费了一下午”。

　　同样一段时间，有人用来享受生活，有人觉得可以用来做更多事情。Yijian显然更接近后者。

　　Yijian形容，自己在德国工作有一种“燃烧得不够充分”的感觉。他并不否认这种制度的好处，但他更希望“卷一卷”，在更快的环境中检验自己的能力。

　　与此同时，他也注意到中国市场的变化。

　　德国互联网行业发展相对缓慢，一些在中国已经落地的产品功能和设计思路，带到德国后仍会让当地客户感到新鲜。这让他意识到，自己更想进入一个变化更快、机会更多的市场。

　　Yijian回国

　　对比其他国家，日本对待员工解雇相对谨慎，很多传统企业实行“终身雇用制”。只要没有触犯法律或出现严重过错，员工通常可以在同一家公司工作至退休。

　　邵冰在日本工作多年，只见过一名被公司辞退的员工。对方是一名级别很高的领导，年薪在百万上下，却有偷拿同事钱财的习惯。

　　但稳定的雇佣关系，不代表每个人都能获得相应的晋升机会。

　　大部分日本企业看重集体协调。即使手头的工作已经完成，先行离开也会显得不合群。准时下班有时会被看作工作量不饱和，甚至被认为不够努力。

　　为了避免这样的评价，一些员工已经无事可做，也会为了晋升、给领导留下好印象，选择留在公司，喝茶、聊天，把时间消磨在办公室里。

　　邵冰曾认真衡量过自己在日本的发展空间，公司的评价制度表面上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但在实际晋升时，日本员工和外国员工获得的机会并不完全相同。隐约中，邵冰感觉自己距离职业天花板已经不远，索性每天按时下班，并主动申请外派名额。

　　邵冰于日本摄

　　与此同时，日本生活中的一些礼节和规矩，也让她感到无形的压力。很多时候，事情本身并不复杂，却需要花费大量精力顾及表达方式、相处分寸以及周围人的反应。

　　外派回国后，邵冰感觉到生活重新变得轻松。语言不再构成障碍，即便是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陌生人，也常常能聊上几句，人与人相处更直接、松弛。

　　变化同样体现在更具体的开支上。在日本工作期间，邵冰每月需要缴纳近3000元人民币的住民税。后来随着居住地转到中国，她不再缴纳这项费用。

　　日常开销也随之减少。在日本，刨除房租、水电、交通、餐食等必要支出，邵冰每月最多只能存下1万。回国后，住宿、出行与早午餐均由公司承担；而晚餐花销，同样比日本低得多：一碗日本40元左右的面，在国内不到15元就能解决。

　　收入翻倍、成本下降。邵冰每月能存下4万左右，是在日本生活时的4倍。

　　04

　　“第三世界”

　　选择“面包”还是“爱情”，是金盛外派后最大的难题。

　　他曾和一位中国女孩交往。对方同样在日本工作，金盛回国后，二人开始面对长期分隔两地的现实，这段维持了两年半的感情，最终还是走到了尽头。

　　最近，父母开始给29岁的金盛介绍适龄相亲对象，他一一婉拒，“如果找一个中国人，那我以后想回到日本怎么办？”他向往婚姻，但暂时想不到解决办法。

　　金盛加入到“日本外派上海”的交流群后，发现不少外派人员的生活状态都和他有相似之处。

　　上个月，他和群里一位同龄女性聚餐，对方称马上就要回日本。金盛询问后得知，她想先回日本相亲、成家，再考虑工作上的其他选择。

　　金盛于日本京都摄

　　金盛家不远处，是一家知名互联网大厂。夜深时，他总能望见园区内亮着成片灯火，直至凌晨，仍有员工陆续下班。

　　身边不少朋友都羡慕金盛这份外派工作。得益于外派模式，他不用定点打卡，按时完成本职任务即可。

　　目前，金盛更倾向于留在国内发展。他心里清楚，机会来之不易。“我当时其实根本就没有抱很大的期望，只是往这条路走而已。我的运气好，正好走到了这一步。”

　　外派后，他的工作内容比在日本时更加宽泛，也得到了接触公司更多业务的机会。他想，如果未来返回日本，这些在中国市场积累的经验，或许能成为他职业晋升的筹码。

　　“面包”和“爱情”，至少先抓住前者。

　　金盛于日本京都摄

　　同样是外派，背后的职业处境可能截然不同。

　　邵冰将日企外派大致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公司有意培养员工，提供到海外积累经验的机会；另一种则是总部没有合适的岗位，临近退休时被派往海外，“有点像流放的那种感觉”。

　　回国工作后，邵冰仿佛进入了“第三世界”，她在物理环境上与日方团队剥离，同时始终无法融入中方团队。

　　像隔着一道门，“他们就把你关在门外，不给你钥匙”，邵冰形容。

　　名义上，邵冰是被外派来提供技术支援的。但不少产品领域，日方暂时追不上中方的水平。

　　邵冰很想弄清其中的门道，但中方的核心数据不会主动向她开放，只会给到支撑基础汇报所需的最低限度信息，她只能在工作间隙，借着观察，窥见一点皮毛。

　　抛开业务本身不谈，于她个人而言，失去深度学习的机会，始终是一份遗憾。

　　与此同时，对于邵冰来说，“流放版本”的长期外派，意味着她会渐渐脱离日本本部的业务主线，形成履历断层，任期结束返回总部后，晋升机会大概率受限。

　　如今，但比起职场向上的路径，她更早把重心放在规划退休之后的人生里，寻求另一种确定性。

　　邵冰在日本的房子

　　回到上海工作的 Yijian，需要每半年飞回德国一趟，以此维持自己的德国长期居留身份，以免影响身份有效性，每次通常停留一周的时间。

　　为了不让每趟往返流于单一目标，Yijian也在尽量把行程安排得更有意义。有时会去德国本部和团队碰面，洽谈跨工作室合作；偶尔担任设计奖项的评审，空余时间约朋友相聚，或是安排短途旅行。

　　“我觉得我现在真是燃烧充分了”，Yijian无奈地笑。

　　他以为凭着认知优势，进入快节奏市场，就能打开新的局面，可当置身一众“聪明人”中，个体的亮眼便不再突出。

　　“大家认知都高，大家都聪明，大家都卷，所以呢，你也没有过得更好。”在白热化的竞争下，山外永远有山。那些在德国能收获认可的想法，放到国内，只是同行的常态。

　　回国究竟是成全了自己，还是把自己扔进了内卷洪流？Yijian不知道。

　　某种程度上来讲，游走在两套规则、两种生活的缝隙之间，没有人可以进退自如。

　　但想要持续生长的力量，需要一个出口。重新选择，他依旧会踏入这片涌动的市场。

　　Yijian在德国

　　*邵冰、金盛为化名，文中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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