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4月21日﹐曾经显赫一时的权势人物张春桥终于走完了他88岁的人生﹐黯然离开这个早就不属于他的世界。19天后﹐新华社发出了一条关于张春桥谢世的极为简短的消息。张春桥的一生跌宕起伏﹐“文革”十年更是风云际会﹐爬到权力舞台的核心﹐备受毛泽东的恩宠。他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在周恩来总理病重之际﹐他也是最热门的总理人选之一。高处不胜寒﹐他和他的同伴一夜之间从红朝新贵沦为阶下之囚﹐一根根铁条将他的天空分成一小片﹑一小片﹐从1976年以来﹐漫长的囚禁岁月里﹐作为曾被千夫所指的“四人帮”中的“狗头军师”﹐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回首一生﹐他从上海滩到中南海﹐革命﹑造反﹑当权﹐宦海浮沉﹐他在生命的黄昏﹐对人生有了怎样的省悟﹖富有阴谋韬略﹑犀利笔锋的他﹐在一切成空之后又如何认识他身历的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这一切本来都应该在他的回忆录中留下痕迹﹐留下足以警世的记忆﹐让后世的人们透过他的自述洞察一个“奸佞”的内心轨迹﹐多侧面地了解那段历史。然而﹐张春桥当年的追随者﹑曾统治过上海的徐景贤感叹说﹕“张未有留下任何回忆录或任何回忆文字”。
张春桥的死﹐在泱泱大陆﹐几乎没有激起任何涟漪﹐他的时代早已结束在1976年的宫廷政变中。世事如烟﹐一个离开权力角逐场近三十年的过气人物不会再与这个社会有多少关系﹐但他与历史有关。他在权力舞台上的崛起与跌落以及背后错综复杂的因素﹐都是一部还没有打开的大书﹐叶永烈的传记远未将真相说尽。官方将张春桥和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合称为“四人帮”﹐在一个几千年来流行“忠奸”观的民族﹐他们几人无疑就是奸臣的代名词﹐冤狱遍地﹑天怒人怨的“文革”浩劫也以归罪于他们而告终。随着时光的远去﹐ 稍有历史感的人其实都不难看清﹐在整个悲剧﹑惨剧中﹐他们都只是小脚色而已﹐充其量也只是替罪的羔羊。我不是为他们申辩﹐认为他们是无辜的﹐他们在德行上绝对是奸邪的小人﹐但他们从来都不具备操纵大局﹑纵横自如的实力﹑权力和能力﹐他们只是走卒﹐只是洞察了金字塔尖上的伟大舵手的心思﹐投其所好﹐忠实地执行了舵手的意图﹐从而成为政治大舞台上风光无比的跟班﹑龙套。一句话﹐包括张春桥在内的“奸臣”也只是一手遮天﹑无法无天的帝王的马前卒﹐用江青的名言说 ﹐只不过是“主席的一条狗”﹐“主席”让他们咬谁就咬谁。进一步说﹐高居金字塔顶的“主席”也不是最后的﹑唯一的罪人﹐在根本上造成了悲剧的还是制度﹐是对绝对权力缺乏任何有效约束的可怕制度。1980年8月18日﹐饱受“文革”灾祸的邓小平在那篇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总结灾难教训﹐ 曾说过一番沉痛的话﹕“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国﹑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它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二十五年后重温邓氏的这一席话﹐我们不能不感到沉痛。
再看﹐忠﹑奸之辨如同华﹑夷之辨自古以来就是古老民族的核心价值﹐我们总是指望着忠臣来治国平天下﹐对昏君奸臣的恨总是与对明君清官的爱纠缠在一起﹐从昔日的戏曲舞台到今天的电影﹑ 电视连续剧﹐乃至从秦始皇到雍正﹐历代暴君都被当成了英明神武﹑日理万机的讴歌对象﹐分别忠﹑奸的本身就是要导致这样一种认识﹐所有罪孽都是奸臣造成的﹐ 忠臣一出﹐即可挽狂澜于既倒﹐救生民于水火﹐而皇帝﹑王朝永远都是清白的。周而复始的王朝循环﹑不断地换汤不换药与我们在观念上的误区有着很大的关系。被视为当代“奸臣”标本﹑有理论思考能力的张春桥在铁窗当中本来也可以反思这些问题﹐并把他的反思一一写进回忆录中﹐可惜他没有留下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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