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后20年来，我们听惯了海外民运大佬们在各种传媒上发出的声音。但是我们很少有质疑他们的机会。
一直掌握着海外中国民主化资源的民运大佬们，利用同情者的、特别是那些经历过64的普通中国人以及外国友人对于中共的憎恨，把凡是质疑他们的工作效率、工作路线、工作清廉度的，都划归为中共特务对于民运的破坏行列。再不济，也能够轻易把这类质疑算作斤斤计较不懂大节的行为。20年来，没有被严肃地质疑过的民主运动，逐渐在大佬们的操持下，变成了一场养猪运动。
看看海外民运圈，名气大的，成了各国政府供养的大肥猪；名气小的，也成了偷渡到海外中国人供养的小肥猪。正是这种缺乏质疑、缺少监督的状态，日复一日，让民运这个词，成了海外中国人嘴中的过街老鼠。
民运大佬们也常常奇怪，为什么会从64时候人人支持的民主化运动，变成今天人人厌恶的养猪运动？
很简单，缺乏监督。
我们常常指责中共处于一种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的状态。其实，反过头看看，海外民运的这些大佬们，岂不也处于一种三不管的绝对权力的状态？中国人权爆发的刘青自肥案；王丹否认陈水扁的20万美金然后又不得不承认的举措失态；王希哲为了争宠大闹国会山；胡平开内讧先河陷害王炳章等等等。大佬们表现的种种丑态，其实都是一种绝对权力不受监督下必然发生的常态。
其实，对于各国的异议力量来说，无监督的权力状态，是一种常态。异议力量启蒙阶段，毕竟没有力量也没有资源建立正常的组织结构。在这个时候，往往需要的是道德的勇气，是自我检点的警惕。这是甘地曼德拉这样的英雄能够成功的根本。当他们的权力处于无人监督的绝对状态之下，他们能够凭借自己的良知，限制自己挥霍权力的欲望。
海外的无敌派们常常把甘地曼德拉拉出来作为榜样。但是，你们中无论刘晓波还是王丹胡平，哪一个具有这样自我约束的能力？刘晓波口无遮拦地歌颂中共，岂不也是一种滥用领袖权力的结果？在那一刻，他理应从一个领袖的角度谈论中国人权的普遍性问题，但是，他利用了这个领袖的地位，却发出了完全个人化的感谢中共的言辞。这不是权力腐败，又是什么呢？无敌派念念不忘的非暴力运动中，领袖地位就是一种绝对的权力。这种权力的威力不是能够发动革命，而是能够压制暴力。如果一个领袖，不能在这个地位看到全局的情势，又如何能够压制民众心中的暴力冲动呢？当领袖感谢宾馆化的监狱的时候，那些被强制拆迁的民众还如何能够理解非暴力的呼吁？
中国民运20年来一事无成的结果，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走非暴力的路线，而是坚持非暴力路线的领袖们没有建立起自己的道德感召力。从胡平扫荡王炳章的开始，到王希哲大闹国会山，然后王丹笑纳陈水扁的20万美金，再有魏京生和一个开着波音737的骗子称兄道弟，到杨建利恩将仇报立刻解散21世纪基金会，在在显示的是领袖们要么缺乏智慧，要么寡德少恩，更不要说道德上有多么了不起的感召力了。
刘晓波的无敌宣言，不过一个导火索。点燃的，是普通民众对于这20年来中国民主化运动的失望和不满。从刘晓波的无敌宣言中，我们看到的是，没有理想的精英，没有勇气的囚徒，没有雄心壮志的政客。
我们能指望一个在法庭上连自己最基本的政治目的都不敢公开的领袖吗？我们能指望一个连收了政治献金都要否认然后再不得不承认的领袖吗？我们能指望一个连起码的感恩之心都没有的领袖吗？
可悲的是，这就是中国民主化的现实！这就是20年来占据了中国民主化运动资源的领袖群的写照。20年来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民主化运动的支持，变成了这些领袖级人物养尊处优的资源，在他们的庇护下，也成为另一些骗子们养家糊口的资源。甚而形成一种产业，人蛇产业。
可以说，中国民主化运动20年，是蒙羞含垢的20年。20年中，这个运动越来越缺少了理想主义的激情，更多了市侩的计较。
这才是今天批判无敌派的现实基础。
20年来，中国民主化运动没有产生一个具有感召力的精神领袖。无论对于无敌派来说，还是对于有敌派来说，这都是悲剧。以至于今天，即使有敌派也不得不承认，暴力革命可能只能等待底层的暴动，一种无序的突发行动。而这一点，也恰恰成为无敌派强调无敌论的合理性之一。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场对于无敌派的大批判，双方都不是赢家。20年来，不要说推翻中共，连成为中共的对手都没有可能。除了说明无能，还能说明什么呢？
批判刘晓波，也许有点急躁，有点缺乏恻隐之心，但我们别无选择。中共很乐意再等20年，民主运动却等不得。如果后来者，能够从这场辩论中得到教育，明白被判刑11年的刘晓波为什么会被同一个阵营的人批判，也就是中国20年来民主化运动的一点点的收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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