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桐: 我的数学之路)
以前我以为立德跟立言没有关系,但是数十年的观察才知道立德的重要性。立德立功立言之道,必以谦让质朴为主。
我有一个学生在南京大学电视台访问自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真轻妄浮夸之言。其实远山微小,越近越觉其宏大。往往众人合作才能跨过困难的地方,在没有尝试创作性的学问时,才会说这种肤浅的说话。
(丘成桐: 数学与科技)
我国数学家才华纵横,兼擅独造。早在五十年代末期,华罗庚教授及冯康教授已开拓了某些领域,走在世界的前沿。当时比较封闭的环境,不但没有妨碍其工作,还使他们走出自己的道路。
政府过份依赖海外的学者,以他们马首是瞻,会对国内的才俊带来心理的包袱。试举一例子:
去年数学界宣传的大事,要数是拓朴学中的彭加莱猜想可望解决了。解决的方案基于对理察汉密尔顿(R. Hamilton)方程的研究。方案是Hamilton提出的,而可望由俄国人普雷尔曼(Perelman)完成。他对此问题苦思七年,但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理察汉密尔顿与我份属老友。早在1996年,我就了解到他工作的重要性了。于是我跑回来,跟这里的同行说明了这方程的价值,并指出顺藤摸瓜,硕果累累,因此必须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我还让两位在香港的博士生,专程跑到北京来组织有关的研讨班。
意想不到的是,在北京的专家,却听从了旅美数学家﹙其中一位是我的学生,当时已是麻省理工的名教授﹚的意见,说汉密尔顿的文章太难懂,念后不划算,不顾一些优秀青年学者的意愿,硬要研讨班转到别的方向去。
顺便说一下,中国该领域的专家八十年代时是在我的指导下研习几何分析的(与哈密尔顿工作密切相关的领域)。事实上,他们八十年代在美国为我和舒恩的一些演讲作记录。该书的中文版比英文版早十年面世。一大群中国数学家阅读了此书,并撰写了大量论文。然而,由于炮制论文的驱动,他们仅研读了此书中的易懂部分,他们这行的带头人尚需探求中国自己的研究方向。
幸好在南方的人没受到北方的影响。中山大学的朱教授当时正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他接受了挑战,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深入地探讨这条方程式,最后得到一流的成果。遗憾的是,他尚未得到北方的认同。前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北京召开时,中国数学会推举了一名1小时报告者和六名45分钟的报告者,朱教授这五年来的工作不逊于作1小时的报告者(我从前的学生)而未被选取,可见在中国评审人才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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