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先富起来”的款、腕儿们，就不能不说到“性”。他们在颠覆“封建专制”“性禁锢”的控诉声中“崛起”，其后，随着其钱包神话般地“鼓了起来”，他们迅速打造出了一个的穷奢极欲的 “高消费”社会，星吧、豪赌、高尔夫、“路易十四”、林肯奔驰等等的风吹满眼，令这“全球化”的世界刮目相看，连西方富豪也搞得有点瞠目结舌。随着广大国企职工的“要素”与“三农”土地的被“流失”而陷入弱势，他们又为千百万下岗女工和“川妹子”“湘妹子”们打造出了新饭碗，几年间，使“三陪”“二奶”和 “鸡”遍地开花，“人体彩绘”与“人体盛”之类花样层出不穷。于是，无论是生活中还是屏幕上，抑或贪官曝光的新闻上，“小姐”与“性”，就成了与他们相关的永恒话题。红尘滚滚之中，连当年“红色娘子军”的故乡，都把“黄色娘子军”奉为“崛起”的战略。
所以，虽然精英笔下“反封建”的话题还在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不过，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神州古陆，如今已经打造成了中外有钱人“过把瘾就死”的性潇洒的乐园。
演艺圈早已以绯闻作为自我炒作的手段，且置勿论。民营老板“洗头洗脚”“泡桑拿”需要“小姐”侍侯，乃是“消费”，属于根据“契约”“自由交换”的市场行为，于法无涉。即使是官场，“性”也已成为权力运作和实现中须臾难离的“润滑剂”。福建周宁县原县委书记林龙飞号称“三光书记”，他曾夸下海口：不光要 “把官位卖光，把财政的钱捞光”，而且可以“把看中的女人搞光”！湖北天门市委“五毒书记”张二江，因为搞了108个女人而被称为“梁山寨主”。江苏省供销社原主任周秀德，12年间玩弄上百个女人并记下14本淫秽日记，在日记里每年还有“年终总结”，统计当年被他玩弄的女性的人数及次数。海南省纺工厅原副厅长李庆普在铁柜里锁了236个被玩弄的女性的毛发……
南京奶业集团前老总金维芝说：“象我们这样的人，不带上两个漂亮女人，还有什么面子？”原云南省长李嘉廷的情妇徐福英交待：“出去玩的时候，跟李嘉廷在一起的不少领导干部都带女人一起来，那些女人大多不是老婆，而是情妇，大家一起吃喝玩乐习以为常了，没有什么回避和尴尬的意思”
“青春消费”无需主流经济学家们费心“拉动”，市场自身早已将其“最佳配置”为热门产业，成为中国三产的支柱。一方面暴富阶层的“性饥渴”保证着持续高涨的需求，而同时，三农与下岗又提供着源源不绝的廉价供给。有钱有权都一样，个中“自有黄金屋，自有颜如玉”，“二奶三奶”金屋藏娇是批发，“三陪”与“鸡”则是零售－－所以自然繁荣“娼”盛了。
流风所被，连一向被称为是神圣殿堂的高校也未能幸免。燕园柿子林周末的风气多年前就已见诸报端。重庆市杨氏3兄弟犯罪集团成立“大学生俱乐部”组织女大学生和社会女青年从事卖淫活动。《青年参考》刊登了某市高校女大学生卖淫现象的新闻调查，其比例数据实在令人痛心，该报记者以“触目惊心”四字来形容之，以致该地一位名牌大学的教授有“最大妓院”云云的惊人激愤之语。
即使如此，暴发户的“性伤痕”依然未曾抚平。
对“专制主义”扼杀人“性”的控诉了二十多年的创作母题，不仅长盛不衰而且持续“牛市”。领着风骚的形形色色先锋之旗，早已易帜为“身体写作”、 “胸口写作”、“下半身写作”，这是以“消遣”“休闲”为宗旨，眼睛只看“上帝”的。而声讨“性扭曲”“性压抑”的自由主义的“纯文学”，仍以高八度的调门演奏着非文学的强烈的政治奏鸣曲。青
一些为海内外右翼媒体叫好的小说，依然控诉“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禁欲主义”，叙述“被荒诞命运扭曲得变形的身体”，“身体健康，却无法成长为真正的男人。”其伤痕是如此之深，以致开放了再花钱买按摩女“按摩”，也无法将其抚平。他们鼓吹“人性的疲软，需要毁灭政治禁忌方能勃起”。于是，有了这样的 “创新”：“男女主角在7天7夜赤裸相对的疯狂性爱中疲惫不堪，居然通过破坏毛泽东塑像和带有毛泽东语录的物品的癫狂行为，激发出野兽般的性能力。男女主角在偷情过程中，一块标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政治标语牌子成为两人性交流的信物。”
1980 年代末，随着苏东的崩溃就已出现了一个以重新审视与寻找为特征的“毛泽东热”，世纪之交，随着愈演愈烈的腐败与迅速拉大的贫富差距等一系列“和谐”问题的出现，毛泽东热更是在越来越广的范围内持续升温。当然，那些靠着剥夺国民而MPO们的情感向度则恰恰相反－－这类高八度“奏鸣曲”，奏出的正是他们的心声。
中国的暴发阶层与“性”，渊源何以如此之深呢？我想，这与他们的暴富过快、过于容易不无关系。他们挟“社会主义历史终结”而资本主义迅速全球化之势，以神话般的速度积聚了亿万财富，来得容易，挥霍起来自然也潇洒，“能挣会花”。而精英们给他们打造出的称心如意的硬环境和软环境，更充分地保证了他们的“自由”。
有意思的是，“性”不光为他们的潇洒提供了形而下之器，而且还为他们“颠覆专制”提供了得心应手的形而上之道。这也是那些高讲“宽容”“费厄泼赖” 的绅士们的一个极端性的“创新”：将最粗俗直露的形而下的“性”描写，与最形而上、最鲜明强烈的政治连接在一起，作为一种控诉“政治体制”的最为强烈的方式，从文学的角度看固然可以算是“创新”，然而，从学理的角度说，这与他们在理论方面的先天不足－－贫弱低能和鄙俗低劣恐怕不无关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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