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民互动”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词汇。这首先是说，它很难翻译。例如，英语中就没有现成的对应名词。当然，一般都会翻译成“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字面直译本身不难，难的是它没法传达“官民互动”的中国意义，并且会带来困惑。困惑之一是，政府与人民之间，必然有互动。很难想象怎么会有政府与人民之间彼此隔绝、各自孤立的情形。因此，“官民互动”，听起来像是多余。困惑之二是， “互动”本是客观描述的中性词，它可以指任何一种类型。日常管理层面上总有各种往来接触，比如外来工到了城市里找有关部门办个证件，这就是“相互作用”。就算老话说的“官逼民反”，“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之类，也同样是“官民互动”。因此，若不是首先熟悉中国特色和中国背景，就很难理解为什么要“加强”、“提倡”、“鼓励”、“推进”官民互动。
正是中国特色和中国背景赋予这个词以特定的中国涵义，使它变成了一个褒义词即“好词”，变成了一种价值观念，也变成了大众媒体上略带新潮的政治用语。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官民互动”至少有三种意义。第一是病症诊断，第二是新型疗法，第三是关于“机体健康”的隐忧以及改善建议。相应地，它有三种功用，即作为批评的工具，作为进步的标尺，以及作为值得争取的目标。
官民裂痕：尴尬的真实
2009年有一句网络流行语----“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真正令人感到惊奇的地方在于，当事者“急”不择言说出来的话，既反映了他本人的内心，也反映了一种社会真实。
我曾经为此写过评论说，生活中存在大量的冲突与断裂，很多人把这看作是政府(党)和老百姓的矛盾。仅仅从党章和文件上摘抄几句无比正确的大道理，说两者之间“应该”没有矛盾，这丝毫不解决问题，甚至可以算一种文过饰非。因此很多人觉得，某些粗鲁言辞反倒更真实。也因此，真正重要的，不是忙着告诉官员怎样说话才足够正确和足够文雅，而是如何直面粗鲁言辞背后那些令人尴尬的真实。
这个真实就是官民之间的裂痕，也就是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对立与互不信任。这种裂痕，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表现：第一，在急剧转型的社会过程中，利益分化严重。在许多普通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看来，官商勾结、官员腐败以及政策不公等等，损害了他们的利益。第二，民意表达的渠道、老百姓反映自己利益诉求的渠道比较狭窄，而且障碍重重。第三，政务公开、信息公开以及社会监督、媒体监督经常难以落实。凡此种种，均损害政府形象，拉大官民距离，加剧社会的不信任感。
官民裂痕导致社会不稳定，其严重后果之一，是群体性事件、突发性事件的逐年增多。 最严重的是，其中有越来越多的特大群体性事件，而且冲突和暴力程度也在升级。贵州瓮安事件，甘肃陇南事件，以及通钢事件等等，就是近年来最典型的特大群体性事件。长期研究群体性事件的于建嵘提出过一个分类框架，将各种社会事件分为维权事件、社会泄愤事件和骚乱。在这当中，所谓“社会泄愤事件”具有一些独特的性质。比如说，参与者人数众多，没有直接的利益关联，也没有明确的利益诉求。行动的起因，主要是一种愤恨情绪，特别是“仇富”、“仇官”情绪。可以说，群体性事件，特别是泄愤事件的增多，表明官民裂痕在拉大。
网络民主与制度创新
官民裂痕不断加大的现实教训，催生官民互动概念的出现。为了弥合官民裂痕，必须建立和拓宽政府与人民之间良性互动的平台，必须改善官民关系，重建社会信任。在一个越来越开放和多元化的社会中，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然而可喜的是，在过去几年中，人们可以看到政府的努力和决心，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
在这些制度改革和创新中，最引人注意的一个方面是在网络平台中发展“网络民主”。它主要包括：网络动态关注、网络问政或网络问计、以及官员与网民交流。所有这些，在媒体报道中普遍被冠以“官民互动”的名义。
政府关注网络动态并给予重视，最早的迹象是2003年抗击“非典”期间，胡锦涛视察广东时对媒体记者说，“我已经从网络上看到了大家提出的建议。”以此为发端，引发了三个方面的变化。第一个是网络上的言论，包括批评的言论，被看作是“社会舆论”。政府的施政与官员的行为，需要面对网络舆论并做出必要的调整或者回应，并且逐渐地成为常规。第二个变化是“网民”身份开始确立。“网民”这个名称在其出现的早期，较多地含有贬义，很多人把“网民”等同于低素质人群。这个现象在2003年以后迅速改变，“网民”更多地被看成是有知识、有技术的积极公民。中国的网民人数超过3亿，全球第一，这也被看作是一项好的指标。第三个变化是，在Web2.0平台上，网民越来越积极主动地推动“网络舆论”的形成与指向。
最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开始重视网络问政与网络问计。与“关注网络动态”相比较，网络问政更多带有政府发起、政府主动的色彩。不过，很多案例显示，网民参与的积极性相当高。例如，最高人民检察院2009年6月更新其网络举报平台，开通第一天即因点击量过多而一度导致网络堵塞和瘫痪。总的来说，最主要的网络问政方式包括了立法草案向公众征询意见、网络举报与反腐、公开政府财政预算允许公众查询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三种类型也很值得重视。第一种以人民网主办的“E两会”为代表，网民可以在网络平台上提出“E提案”并互相讨论、修改与联署，其中有一些，将会成为正式提交给相关部门的提案。第二种是大范围、制度化的网络问政平台建设。例如广东省委省政府与南方传媒集团合作，组织了网民见面会、网民论坛、民间智库、政府网络发言人、以及省直部门对网络议案的“问、答、办、督”工作流程等。第三种是专项政策讨论，例如广州市政府正在网络平台上开展关于生活垃圾处理问题“问计于民”的大讨论。
在网络平台上的“官民互动”，还包括领导干部直接上网与网民交流。例如，胡锦涛视察人民网，并与网民直接对话。最新的例子是，温家宝总理在两会期间，通过中国政府网、新华网与网民交流，就重大问题与重大政策回答网民提问。在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亲自推动下，省、市、县地方政府也有越来越多的主要领导尝试上网与网民交流讨论。
网络交流的能力建设
保持官民互动的良性趋势，还需要做长期的努力。最重要的问题，是要形成制度化。其中有两个方面，特别需要加强和改善。
第一是制度激励问题。政府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行政等级机构，很多官员已经习惯了将对上负责作为基本的行为准则。听取民意，接受监督，相互沟通，道理上都是明白的，缺少的是制度性的激励。网络提供了一种便利，但它只是工具，不是激励。在并非由民众选票来决定升降去留的条件下，怎样形成激励机制，是一个特别困难、特别需要解决的方面。如果网络民主、官民互动等等，只是依赖于官员的开明与否，那将是难以持续的。
第二是官民互动的实质性问题。就网络问政和网络交流而言，新渠道会给人以形式上的新鲜感，带来好印象。但是，真正的互动需要有内容、有信息含量的相互讨论和相互应答。 这里容易遇到的困难是，一方面，来自网民的意见可能过于分散，或者过多地带有“个人诉苦”性质;另一方面，官员的回答则很可能流于形式，缺少个人观点，在信息提供和分析深度方面，可能远不及许多网络讨论中已经达到的水平。
简言之，官民互动或者网络民主，良好意愿是重要的，但是制度激励与能力建设更加重要。在这个问题上，要看到网民中有许多高手。官员是否愿意把自己也当成网民，是否有网络表达、网络讨论以及网络学习的能力，对于良好的官民互动来说，可能更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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