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诛杀龚正陆

龚正陆之在历史上的意义，乃是在促进努尔哈赤及其核心层观念体系之形成及思想眼界开阔的过程中，所起到的关键性之作用。

在清朝的官书、实录中，人们往往会读到努尔哈赤及皇太极的许多有关历史上成败兴亡、治国安民，乃至伦理道德等方面极富哲理的说教。如努尔哈赤于称汗建元之初，即向群臣大讲修身齐家治国之道，告诫其要同心共济，曰：“朕闻上古至治之世，君明臣良，同心共济。天降祯祥，休和?至。果秉志忠诚，励精图治，天心必加眷佑，地灵亦为协应。为人君者不可不秉志公诚而去其私也。盖天无私四时顺序，地无私万物发生，人君无私则庶事咸理，而底于成。抚有大国者能以公诚存心，建立纲纪，教养兼施，则天地神祗必交相感应，而群方亦莫不爱戴。以之均平邦国，臻于帝王之道无难矣。且修身与齐家、治国，其道一也。一其心以修身，则君德清明；一其心以齐家，则九族亲睦；一其心以治国，则黎庶?安。由是协和万邦，亦不外此。为治之道惟在君心之一而已。”[4]天命十年（公元1625年）四月，努尔哈赤谕诸贝勒曰：“语云：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作乱者，未之有也。吾后代子孙当世守孝弟之道，不可违也。其为长上者，居恒当和睦其子弟，为子弟者亦宜承顺关切可也。至于上待下，下事上，务以真心实意爱敬之，慎勿怀虚假之念。且我满洲原与汉人、蒙古，国别俗殊，今共处一城如同室而居，若侮虐其下，则卑幼者必无得所之期。虽些许饮食，亦当聚宴，以示亲好。然吾之所指示者此耳，汝等毋负朕言可也。”[5] 而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三月，当后金攻下辽阳，被俘的明监察御史张铨宁死不屈，努尔哈赤百般劝降无效，正要下令开斩之时，时为四贝勒的皇太极深有所感，“怜之而不忍杀”，立即进前加以劝说道：“昔宋徽、钦二帝，为先金天会皇帝所擒，尚尔屈膝扣见，受封公侯。吾欲生汝，故以此言提醒耳，何执迷而不屈乎。”[6]而皇太极当崇德改元称帝后在致朝鲜国王书中说：“古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云民罔常怀，怀于有仁。由此观之，匹夫有大德，可为天子；天子若无德，可为独夫。是故，大辽乃东北夷而为天子，大金以东夷灭辽举宋而有中原，大元以北夷混一金宋而有天下，明之洪武乃皇觉寺僧而有元之天下。”[7]显见这些言论已经过了史臣的加工修润，但其基本思想还应是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的。可见他们是熟谙经史，洞悉掌故，并有深邃的思想与理论。然而他们本为僻处辽东一隅，而从未受到过系统的文化教育的少数民族，竟何以有如此简直难以令人置信的高度的文化素养？当然这绝不是天生与俱，定是直接受到文化人的启迪所致。但此文化人为谁，他如何发挥了这种作用？这是了解这段历史应该弄清的问题。考察清朝创业初期之历史可以发现，此时唯一能起到此作用的正是努尔哈赤的军师龚正陆。

龚正陆，一作龚正六，朝鲜文献上又称之为歪乃[8]，明嘉靖万历时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人，是经常活动在辽东一带，出入马市的商人。他有子姓群妾，丰厚家产。后被羁留女真地区不返。大概在努尔哈赤初起时，到达建州城（佛阿拉城），因“虏中识字者，只有此人”，尽管他文化不多，文理亦不甚通顺，但在无人识字、无人理解文义的建州地区，已算是出类拔萃的大学问家，深得努尔哈赤的赏识与敬佩而被尊为“师傅”，令其教子弟读书，而“极其厚待”[9]。就这样，龚正陆开始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向建州武装集团灌输其有限的文化及其所奉行的思想与理念，启沃、影响受教育者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当然受其讲论影响的不只是努尔哈赤之子弟，努尔哈赤本人及其兄弟与近臣，也定当多受其益。作为商人来说，龚正陆的文化底蕴不外当年社会上启蒙教育中所贯穿的儒家思想的说教，以及当年市井上最为流行的各个朝代的历史故事及传说演义，特别是三国、水浒等评书讲段里所塑造的忠义形象与思想。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广泛而深刻的。当年，努尔哈赤之胞弟建州的第二号首领舒尔哈齐之居所贴有“迹处青山”、“身居绿林”[10]之对联，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情状。而在多年以后，从在努尔哈赤及皇太极讲经论史的言论中人们更不难看到受龚正陆影响的影子。这时，龚正陆更获得努尔哈赤的极大信任，被命“掌文书”[11]，成为谋士，进而居于为建州统治者出谋划策的“谋主”[12]之地位。凡努尔哈赤对外的一切往来文书之撰稿，“皆出于此人之手”[13]，显见他已成为最了解建州统治集团核心机密的人物。而且，他对建州越来越发挥其特殊的作用。当年明人说，龚正陆虽在“虏中”，身不由己，但其“不忘宗国”，时刻心系乡邦与朝廷。尽管努尔哈赤、舒尔哈齐两位建州首领占据着边外富饶之地，到处兼并，“阳为输款，阴蓄逆谋”，但由于有龚正陆的存在与影响，他们还算安分而“未敢遽发”[14]。然而备受尊宠的龚正陆却有远离家乡的难言隐痛，对努尔哈赤亦抱有极大的戒心，他居建州愈久其故国之思与家乡之恋，特别是骨肉离散之苦愈加强烈。甚至想方设法背弃建州而回返家园，朝鲜文献中反映了这一情况。

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十二月，龚正陆曾对赴建州的朝鲜使者说：“俺有一子尚在浙江，尔若率来，则欲以此金帛给遗。”朝鲜使者乃作书答道：“尔若尽告贼情而无误大事，则我当招尔子使得相见。”[15]然未见下文，其后来之详情不得而知。第二年三月，龚正陆将努尔哈赤的建州“今年不动之奇，及大小之事”，“乘闲说与”代表朝鲜来到建州谈判的明朝官员余希元。又说：“凡干机密，有胡人在旁，不可尽说，四五月间小的亲到满浦，明白禀上老爷。”[16]这分明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迫不及待地泄露建州之机密，完全成了建州的异己力量。然而龚正陆以后之举动究竟若何，限于史料，人们难得知晓。但有一点则十分清楚，即万历二十五年（朝鲜李朝宣祖三十年，公元1597年）以后，中外史书上再也见不到有关龚正陆活动的记载。“龚正陆于这年前后在建州政治舞台上的消失反映了他已不在人世。从几方面的情况看，他并非老病而死。这时虽然他大概已 60开外，是个老人，会有老病而死的可能。但他子侄妻妾众多。考察努尔哈赤的一贯做法，凡对建州开创事业建有功勋者都将得到奖赏。如本人亡故，将泽及子孙。努尔哈赤对功勋卓著者的赏赐封赠极为优厚，此种事例不胜枚举并赫然载入史册。可是龚正陆却毫无获得赏赐的任何迹象，不论是他本人还是其子孙。而且更令人疑惑的是不仅龚正陆本人在清朝的所有官书上没有留名，其众多的子侄后代也未留下任何记载。这些事实只能反映一个问题：龚正陆因重大政治问题诸如叛逆之事，被努尔哈赤断然除掉了。”“被努尔哈赤极为尊宠、对满洲勃兴建立过大贡献的龚正陆，最后却被努尔哈赤诛杀灭迹，株连所及家属或被诛杀或沦为奴隶，家产被籍没，就这样史无踪迹，万劫不复。”[17]

龚正陆之死与其同努尔哈赤的貌合神离，乃至离心离德，终致“里通外国”，走上危害建州的道路，大有关系。但如果此事只是个案，只是龚正陆个人之孤立事件，也就无关宏旨。然而问题恰恰并不如此简单，它所牵涉的问题令努尔哈赤甚为难堪。因为龚正陆毕竟曾深得努尔哈赤的信任，起过“师傅”应起的作用，在建州教育启迪了一代人，使其思路扩展、眼界大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努尔哈赤当然亦是切身受益者，在与龚正陆的朝夕接触中，耳濡目染，受到了深刻的启示而丰富了头脑，他的许多历史知识，乃至经世济民之等等理论与说教，不能不说是来源于龚正陆。然而更使努尔哈赤所始料不及的却是，龚正陆竟还培养了与自己思路完全不同、政见相左者，即在自己的身边出现了为忠义思想所激发的异化者、出现了公然不愿背叛明朝之人。尽管龚正陆已死，然而他的忠于明朝的思想，却深刻地发挥着作用，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却愈加严重。这就是努尔哈赤艰苦创业中的最亲密的战友、曾舍生忘死同他一起战取攻伐的他的同母胞弟舒尔哈齐对明朝竟“无不听命”[18]；他曾立为接班人、勇略异常的长子?英，竟“谏其毋背明” [19]。从中不能不看出龚正陆忠诚于国家（即明朝）的影子。但这完全不同于努尔哈赤对明朝的明顺暗违之行径，背离了他终将叛明自立的奋斗目标。努尔哈赤对此当然绝不允许，而终于采取断然举措加以诛杀。虽然这为他的叛明道路扫除了障碍，为建州铲除了后患，但此举毕竟深深刺痛了他的内心。

努尔哈赤对龚正陆由极为崇敬到极为疑恨历程中所获得之启示应是刻骨铭心的。当其进入辽沈后，对汉人特别是汉人文士的不可解结的仇视政策之制定，与同龚正陆之交往经历中所获得的负面反馈不无关系。龚正陆对于努尔哈赤及其继承人来说，是感激与憎恶、崇敬与仇恨交织的一个极其复杂，难以理清，难以面对，而其恩恩怨怨的内幕又难以向外界透露，令人困惑而又伤痛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