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昧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缺乏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愚昧，一种是因缺乏应变能力、调适能力和学习能力，在面临危机时蠢劲大发作，以内分泌腺体和唾液腺代替大脑，去悍然自杀的愚昧。前者主要涉及到社会精英，后者则席卷全民。两者的表现和后果都不一样，但发生机制是一个，后者不过是前者的延伸而已。
在面临外敌威胁时，人民的本能反射必然是根本不考虑强弱对比，只知道高喊抵抗，把老成谋国的负责人当成汉奸予以打倒。中国是世上唯一一个在大敌当前杀掉甚至吃掉国之干城的国家。岳飞、于谦、熊廷弼、袁崇焕都是外国历史上找不到的悲剧英雄。这种惊人的愚蠢以义和团的骚乱最具代表性，以30年代的“逼蒋抗日”造成的祸害最为深广。这里且看看义和团那种全民愚昧造成的灾难。
和官方洗脑宣传相反，拳乱根本不是什么中国人民挺身而起反抗帝国主义的入侵。
在本质上，它是西方文明与本土文明之间的冲突，最典型、最充分不过地反映了在面对外来先进文明挑战时，颟顸死硬的中华民族采取的无比愚蠢的应对态度。当时海禁已开，列强已经在中国建立了势力范围、通商港口甚至租界，但没有哪个国家有权在中国驻军，也没谁有什么具体的侵略或征服中国的计划。总而言之，中国并无亡国之祸。冲突之起，只不过是闹“教案”：当时能进入中国内地的鬼子只有传教士，这些人到处传教，发展了许多村民入教，成了“二毛子”，因而引起愚民的愤怒。因为都姓“二”，二毛子中当然也有二流子混在里面，但最根本的冲突还是本地文明对外来文明的排斥。这本来不是什么压迫与反抗的问题，完全可以达成理性妥协。但愚民们在守旧士绅们的鼓动下却因到处流布的谣言（诸如教堂收养弃婴是用小孩心肝合药，教士偷割中国人的眼睛去作药等等）起来组织义和拳排外造反。
乱事始于山东，因得到守旧仇外的地方官支持而蔓延开来。后来袁世凯调任总督，便大杀拳匪。拳匪于是逃到直隶，在那儿因受到官方庇护而如野火燎原。当时慈禧想废了光绪，已经立了大阿哥（太子）。但列强喜欢光绪的开明，便表示不同意。
慈禧非常愤怒，在她看来，废立是爱新觉罗家的家事，岂容外人置喙？但她被鬼子打怕了，只得隐忍不发。不料大阿哥之父急于让他儿子登位，乃伪造了各国最后通牒，令老佛爷归政光绪，自己退休。老佛爷忍无可忍，决定背城借一，和鬼子拼个鱼死网破。这背的城，便是北京城，借的一，便是朝中死硬派推荐的义和团（此时义和拳被政府名义收编，赐名“义和团”，在名义上类似于湘军那种称为“团练”的非正规军的民间武装力量）。
这义和团和曾文正公率领的民团不同，它真正是人民武装。唯其如此，它靠的便不是三韬六略，良帅勇将，而是特异功能和天兵天将，真正感兴趣的不是什么“扶清灭洋”的响亮口号，而是杀人放火发国难财，最拿手的是打勇敢而安全的太平拳，诸如烧教堂、砍电报线杆、扒铁路、将落在他们手上的个别一、二毛子围殴致死，等等。当这些匪徒奉旨进京去“灭洋”时，灾难便降临到北京城中。京城内人人自危，任何富室只要被加上个里通外国的罪名，立刻便被抢掠一空。匪徒们甚至冲进大内去搜索第一名卖国贼光绪皇帝，全靠老佛爷出来戟指大骂作狮子吼，光绪爷才逃过大难。然而德国公使和日本的一个外交官员就没那么幸运，被暴民们在街上活活打死了。因为这，更因为慈禧对各国宣战并派出拳匪和聂、董的正规军围攻各国使馆，才引得八国联合出兵，解救被围困的外交人员。
当灾难降临之日，便是人民革命显出它难以思议的愚蠢之时。彼时重机枪已经发明，但拳匪们成竹在胸，因为那不过是鬼子的妖法，可被天上招下来的孙大圣、猪八戒、红孩儿、关公、张飞、赵子龙等正神毫不费事地破去。刀枪不入的拳匪的尸体狼籍遍地，然而别说东交民巷使馆区，就连西什库教堂那弹丸之地都没给打下来。等到鬼子救兵来了，拳爷们便勒令全城军民早上不许洗脸，晚上不许点灯，道是“三天不点灯，鬼子就吹灯；三天不洗脸，鬼子就玩完。”这种愚昧，还真是从世界史上找不出第二例来。
空前的愚蠢造成的空前的灾难。待到联军打进来，闯下泼天大祸的匪徒们便一哄而散。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
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每人赔一两银子，列强从此在首都驻军保护使馆人员的安全，大沽炮台被炸毁，以便日后鬼子可以随时挥师扑入北京城来解救同胞的燃眉之急。最令人气短的是：挨了人家的痛打和侮辱，咱们还在国际社会上输了理：谁让你纵容暴民，杀害非武装的传教士和受国际公法保护的外交人员？
可笑亦复可悲的是，这愚蠢空前却非绝后。60年代后期，神州大地上又一次出现了“义和团”和“红灯照”。现代匪徒们冲进英国代办处，揪斗外国使节，纵火烧毁英国代办处。姚登山等人在夺了外交部的权后，给英国下最后通牒，勒令对方在几天内撤出香港。在香港，匪徒们摇著小红书，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
到处进行恐怖活动，制造流血冲突。90年代末期，暴民们又一次袭击美国大使馆，放火焚烧成都领事馆。直到最近，还有著名网络作家出来歌颂拳乱的“正义性”，说明咱们的愚昧真是世代相传，坚不可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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