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幼儿园血案发生仅月余，各地就连爆四起校园凶案，凶手皆是选择弱小的孩子为行凶目标。人心惶惶之际，某门户网站突然有一种声音出来，说媒体不该有闻必报，过度渲染容易对潜在的“凶手”形成示范效应，导致更多无辜的孩子处于危险之中。仿佛一呼百应，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对后来发生的校园案普遍采取了惜字如金的态度。
于是，公众无从得知，这些血案的凶手为什么要对儿童痛下杀手。以往能从通稿上得来的消息，就是一个人突然发了狂，或是一群人突然聚集起来----这次也不例外。俗话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但若从新闻通稿看世情的话，世上就是有很多无缘无故的恨。今年二月初发生的天津公交司机故意撞人致9死案，除了知道司机是“恶意”外，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接着大家就被春节的来临转移了关注，就像如今校园血案被世博会分散了注意力一样。
没有一线记者的报道，所有的反思都只能在外围打转，评论者只能揣测凶手“反社会性格”、“报复社会”，昭示社会道德沦丧等等。还有论者将“媒体示范”论推广了，说是权力一直用暴力手段解决问题，给凶手作了示范----这也算一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吧。
有媒体曾将南平血案凶手的人生还原，但后来被批评为“有关南平事件的最差注脚”。我却觉得这是最佳注脚，如果没有这样的还原，公众永远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个人对素不相识的孩子这么残忍。这种还原并不是为凶手开脱，而是找出除了个人原因（心理或道德）外，有可能对症下药的社会根源。
但是接下来的校园案却没能进行这种还原，我们连行凶的直接动机都不知道，其缘故却未必是媒体的反省、自律，更可能的原因是他律。
九十年代初，有关艾滋病预防上，我看到过一个很特异的观点：不主张宣传安全套的防传染作用，以免人们有恃无恐，大肆滥交。那时我还懵懂，只觉得这种观点很别扭。现在联想到这种“媒体示范”论，终于明白其别扭所在：总有些人将知识或真相当成可垄断的东西，让极少数人能接触到它们，把其余的绝大多数当成潜在的性滥交者或是反社会分子。说白了，就是上智下愚论。
一种荒谬的理论得以通行总是有理论之外的别样动力。安全套在预防艾滋病传播的作用，大概目前已经属于常识，毕竟除了特别古板的或是某类宗教人士，没有多少动力去阻拦一种性知识的传播。那种安全套导致滥交的说法，并没有被采纳。而“媒体示范杀人”论，却在极短的时间内未经讨论就取得了上风，这显然有别样的动力在驱动。
世博会可算是动力之一，如韩寒在《孩子们，你们扫了爷爷的兴》里所言，这些孩子“死不逢时”。不过我觉得还很可能是：这后来几起校园凶案中，恐怕有一两起的社会根源与千夫所指的权力行为有关，如拆迁、征地、司法不公等等。为了防止对血案的反思的矛头指向政府（就像08年的上海杀警案一样），自然要制止媒体去调查凶手背景。
可叹的是，确实有不少公众也认为媒体报导起了变相教唆的作用。我不能说这些人别有用心，只能解释一下这种示范论、教唆论的荒谬所在。
假如一个找工作屡屡受挫的人，在应聘一家公司被拒绝之后，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烧炭自杀的新闻，于是一时想不开也烧炭自杀了，那么这家公司和报纸该不该负责？正常的人都会说不，因为公司和媒体都在履行他们的正常职能。除非该公司的人在拒绝他时使用了刺激性言语，除非那家报纸如同自杀指南一样详述每一准备步骤，否则不管是法律上，还是道义上，公司和媒体都不该承担责任，即使公司有可能预见到它的拒绝会使应聘者情绪困扰，报纸有可能预见到会有人模仿。
一种行为该不该对某一种后果负责，光有某种莫须有的“因果关系”是不够的（很可能仅是微弱的相关关系），必须确定的是该行为有没有过失或疏忽。我们在南平血案看到的媒体报道，并没有所谓的“过度渲染”，没有专注于血腥和暴力。8个幼儿园孩子被滥杀而不登头条，反而是一件奇异又冷漠的事情。至于媒体去追踪凶手的背景，如前所述，对公众的认识和反思是必要的。其后再发生数起血案，不能说与第一件血案没有关联，但却不能责怪媒体报道了这件事。
如果媒体在没有过失的情况下还要承担责任，我们可以顺着这个道理推衍下去：所有凶杀案的报道都该被禁止，所有描写谋杀的悬疑电影、电视剧、侦探小说都不该发行，因为这其中都有“示范”作用；应禁止生产制造刀具和斧头，因为给凶手“提供”了凶器；幼儿园、小学都别办了，因为这些孩童聚集场所，给凶手“提供”了作案方便；南平血案死人最多，因为凶手有医生经验，那么所有解剖类书籍应该被列为禁书，只有经过严格心理测试加政治审查的人才能阅读……从这个错误的逻辑推导下去，我们还可以得到更多的荒谬结论，直到老子说的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境地。
血案发生却让媒体噤口，有如我们知道某些火药桶的存在，只是不知道具体地点，于是全国禁止火柴、打火机。正常的反应本该是集中力量把火药桶找到。而找出这些社会“火药桶”，就正是媒体所承担的正常职责之一，媒体人通过报道事件与背景，让我们知道那些“无缘无故的恨”的来源在于何方，有哪些可采取针对措施的社会根源。
手中只有权力的人，最信奉的就是权力的力量，他们信不过媒体，而是采用惯用的“坚壁清野”战术，封口媒体而使潜在的反社会者就得不到“示范”，正如世博会的菜刀实名制一样，仿佛煞有介事，其实只是在装模作样。其恶果是所有媒体该发挥的作用----引发关注和反思、表达同情、对凶手谴责、对社会管理者的警示，全部被莫须有的“示范”效应抹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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