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10年的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演绎出了无数悲欢离合、政治浮沉的故事。30 年前的1973年2月，邓小平从羁旅之地江西奉召回京，重返政治舞台，便是最耐人寻味的故事之一。“文革”后期邓小平的复出，有复杂而微妙的历史背景。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多次评说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林彪叛逃事件的发生为邓小平的复出提供了历史机遇；周恩来、王震、叶剑英等积极为邓小平复出牵线搭桥；邓小平也主动抓住了复出的历史机遇。
毛泽东说：“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邓(小平)出来，邓至少是常委。”
1966年5月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外地的一次谈话中说：“譬如抗美援朝我们出动一百万军队，那时林彪同志有病，我犯了一个错误，没有用邓小平同志去指挥，他是一个懂军事的，你看他人这么小，可是打南京是他统帅的。打南京是两个野战军，差不多一百万军队。打上海、打浙江、打杭州、打江西、打福建，然后他们第二野战军向西占领四川、云南、贵州。这三个省差不多有一亿人口。”在“文革”刚要发动之际，毛泽东这个对邓小平的军事才能赞赏有加的谈话，表明此时毛泽东无意全面否定邓小平，对他的军事才能还是相当肯定的。
“文革”开始后，邓小平因派工作组问题及其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中的所谓错误，受到越来越猛烈的批判，直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邓小平虽然被罢官了，但是，毛泽东对邓小平今后的政治命运，却有自己与众不同的考虑。他一方面对邓小平的某些做法甚为不满；另一方面对邓小平的才干又非常赏识。这就导致他一方面支持或默许林彪、江青集团批判邓小平的错误；另一方面又多次在关键时刻为邓小平保留政治底线，以备后用。这也是邓小平能够得以再次复出的政治基础。
在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党中央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虽然他没有点明所谓“司令部”是谁，但很明显矛头直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一线领导人。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在中央常委中的排名不仅没有因此而下降，反而由第七位上升至第六位。虽然对此至今还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但可以肯定，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政治前途是有自己的看法和安排的。会后，毛泽东决定由林彪主持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限定主题仅仅是“继续批判刘少奇”，并没有批判邓小平的意思。然而林彪并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去做，而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批判了邓小平，并把邓小平的问题说成是敌我矛盾。
在10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批判大大升级了，不仅公开点名而且指责他们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毛泽东在听取会议汇报时，也表示了对邓的不满，说邓(小平)耳聋，一开会就在离他很远的地方坐着；邓从1959年以来，6年不向他汇报工作；对他敬而远之等等。为了顾全大局，刘少奇和邓小平被迫做了检讨。但在这个时候，毛泽东还不想把他们彻底打倒。他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要允许刘、邓革命。”他认为刘、邓问题还是党内问题。
1967年3月30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对刘少奇和邓小平进行不点名的公开批判，说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是“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以此为起点，在林彪、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全国掀起了批判和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狂潮。然而，毛泽东同林彪、江青一伙的看法有分歧，并及时采取 “刘、邓拆开”的策略，以避免邓小平遭到同刘少奇一样的厄运。
5月的一天，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受毛泽东的委托亲自看望邓小平，并向他转达毛泽东的三个意思：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毛泽东)写信。第一条毛泽东显然是在劝慰邓小平。第二条更具实质性的意义，毛泽东给邓小平亮了底牌，表明他愿意把刘、邓分开处理，但还要看形势的发展和邓的表态。深谙政治玄机的邓小平不可能体会不到其中毛泽东对他的希望和鼓励。第三条的现实意义在于保持邓小平与毛泽东的直接或间接联系，不仅仅在等待邓小平的表态，而且事实上防止了林彪与中央文革势力插手此事。这三条很明显在政治上和人身上给邓小平保留了机会。
7月6日，毛泽东在武汉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进行过一次个别谈话。他说：“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邓小平出来。邓至少是常委。”11月5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 成员谈关于召开中共九大和整党问题时，虽然仍把邓小平与刘少奇联系起来，说邓与刘互相合作，并指示：邓小平要批，请军委准备一篇文章。但同时他又说：“我的意见还是要把他(邓)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这说明毛泽东对邓小平是一批二保的，是有他自己的打算的。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透露：“文革”初期，在毛泽东决定确立林彪为接班人的时候，他还没想彻底去掉邓小平，他曾希望用邓小平，并希望邓小平能配合他在人事上的新选择。为此，毛泽东曾找邓小平谈了一次话，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文革’开始的时候，主席找我谈话，要我跟林彪搞好‘关系’，我答应了。但与林彪谈了一次就谈崩了。”
改变接班人人选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则史料说明，在毛泽东新接班人构想中，让邓小平协助林彪是未来的接班模式。但问题在于作为领袖接班人的林彪不完全同意毛泽东的这一意图，这迫使毛泽东迁就林彪的某些令他感到“不安”的做法。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设想，为此，他一方面警告林彪，另一方面努力给邓小平留出机会。
在1968年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污陷为“叛徒、内奸、工贼”而遭永远开除党籍。林彪、江青集团乘机鼓噪煽动，妄图也开除邓小平的党籍。然而毛泽东又一次替邓小平说话：“他(邓小平)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间都是打敌人的，又没有查出他的别的问题，什么叛变呀、自首呀这些问题”，“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有保留。我觉得这个人嘛，总要跟刘少奇有点区别，事实上是有区别的。”
中共九大选举前夕，毛泽东谈到邓小平问题时表示：邓小平与刘少奇要有区别，邓小平“也有些好事，如‘二十大’(苏共)他不同意，也未查出叛徒，有人说打仗也不怎么样，总打过些仗，苏区邓、毛、谢、古，王明是反对的”。毛泽东对邓小平做出上述评论，他的意图是什么呢? 80年代初期，邓小平曾在一次谈话中说：九大时候，毛泽东确实提出，要我当中央委员，进政治局，但是林彪他们不同意。显然，毛泽东还在坚持自己“文革”之初的接班人的构想。
周恩来说：“如果不是林彪、陈伯达的问题揭发出来，不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胜利，邓小平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毛泽东发动“文革”改变组织人事的构想的实现要面临诸多因难，要等待时机的出现。然而不幸的是，这样的历史时机并没有出现，随着林彪阴谋集团的败露，他的这一构想彻底不能实现了。“9·13”林彪叛逃事件的发生对毛泽东造成了极大的刺激，促使他对自己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思，承认了“文革”中的某些错误，并加以纠正，在周恩来的协助下，开始解放中央和地方的一批老干部。
1972年1月至1973年底，毛泽东多次作出指示，要求纠正对邓小平、陈云、罗瑞卿、杨成武、苏振华、叶飞、林枫、贺龙等同志的错误处理和冤假错案。了解到这些情况，王震找到在京的毛毛(邓女)，让她赶快回江西告诉邓小平：“毛主席说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他的问题一定要解决，我要给中央写信，你父亲应该出来工作。”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邓小平一家的生活和政治待遇开始明显改善。
关键时刻，邓小平抓住时机，利用中央要求揭批林彪的机会，于1972年8月3日致信毛泽东，对自己所犯过的错误简要地做了检查和应有的承担，并向党中央、毛主席提出：愿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工作，“以补过于万一”，重新“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上来”。毛泽东随即对此信作了重要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以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做的，例如率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为邓小平的复出提供了重要的暗示和依据。周恩来在批示的当天就在政治局会议上做了传达。会后又以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可以做一些调查活动。
1973年2月22日，邓小平一家回到北京，住进西郊花园。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并将邓小平复出工作的情况通报全党及党外群众。4 月12日晚，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席由周恩来主持的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 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引起国际舆论界的广泛关注，有媒体称他为“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
至此，邓小平正式复出了。始终关注邓小平复出工作的周恩来总理曾深有感触地说：“如果不是把林彪、陈伯达的问题揭发出来，不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胜利，邓小平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毛泽东说：“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邓小平表示一定挑起重担，把工作做好
“9·13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以忘我的精神，夜以继日地工作，苦撑危局。到1974年6月，沉重的病体和精神已使周恩来总理不堪重负，住进了医院。年过八旬的毛泽东面临如何管理国家的巨大难题。他决定让刚刚复出一年多的邓小平担起更多的责任，以减轻总理的压力。10月4日，毛泽东为将要召开的四届人大做出重要安排：让邓小平当第一副总理。
面对毛泽东的信任和重托，邓小平深感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他借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之际，道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太重了一点。”毛泽东说：“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他勉励邓小平继续努力，放手工作。邓小平表示，一定挑起重担，把工作做好。
1975年1月，邓小平先后被任命和选举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13日，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副总理。周恩来住院治疗期间，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5月起，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复出并被委以重任后，邓小平就着手对全国各行各业进行全面整顿。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