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渊先生擅长民族语言考古，但其“《尚书》中的蒙古语成分”一文，却有越界之嫌，显得失了方寸。其荒谬程度就像是说：“希腊罗马古籍中有英语成分、法语成分、德语成分、西班牙语成分、意大利语成分”一样。
上述“《尚书》中的蒙古语成分”说，完全没有顾及民族及其语言生成的先后顺序，没有顾及文献记载的事实依据。相反，作者只是凭借自己的语言知识和联想能力，搜集一些现有的民族语言，去印证中国古籍（如《尚书》）中的词句。殊不知，这种方法颇有些“刻舟求剑”的味道。他忘记了，民族语言本身是变异的“河流”，它本身就处于川流不息的演变之中，不可能像古代典籍那样固定下来。用后出的民族语言，去论证先前的古代典籍，怎能不落入“刻舟求剑”的误区呢？
如果说，在古代典籍和民族语言之间真的出现了某些相似之处，如果排除了偶然巧合、望文生义的误解之外，应该说，更大的可能是先前的古代典籍影响了后出的民族语言，至少这种可能性会大一点，而不是相反,不是现在的或晚出的民族语言“先验地”影响了古代典籍。如果有人说，荷马史诗和西塞罗的演讲中有许多词汇可以和现代欧洲语言拿出来比较，人们要么说它们同属于一个更古的共同语之分叉，要么说是希腊文和拉丁文影响了后来的欧洲民族语言，但绝不能说：“希腊罗马古籍中有英语成分、法语成分、德语成分、西班牙语成分、意大利语成分”。否则就是本末倒置了。
但是，作者却按照“希腊罗马古籍中有英语成分、法语成分、德语成分、西班牙语成分、意大利语成分”的思路，得出了“《尚书》中的蒙古语成分”这一先后颠倒、顺序不分的荒谬想法。其实照这样推演，《尚书》将不仅出现“蒙古语成分”，还将出现更多的日本语成分、朝鲜语成分、越南语成分。按照“《尚书》中的蒙古语成分”一文的逻辑推演下去，竟然得到了如此离奇的结论：
“据说春秋时代流传着三、四千篇上古文章，它们应该都是译文，孔子从中辑出几十篇编成《尚书》。司马迁比定了大量的文献，才写成先秦四大本纪。《尚书》为它们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同时也转嫁了它的戎狄语言成分。譬如；《周本纪》里的‘虎贲’就是有据可查的蒙古字。”
人们不禁要问问朱学渊先生：这个“有据可查的蒙古字”（‘虎贲’），是什么时候记录下来的？是在司马迁的《史记周本纪》之前呢？还是之后呢？显然，只能是之后，因为在司马迁的时代，蒙古人还没有出现呢。但是如果蒙古人晚于“虎贲”一词的出现，又怎么能说“虎贲”是一个蒙古词语呢？
说“虎贲”是一个蒙古词语或诸如此类的其他说法，不仅对于热爱中华文化的人们会是一个极大的感情伤害，而且也不合事实。照理说，“译文”是相对于“原文”而言的，如果按照朱学渊的说法追寻下去，《尚书》如果真是孔子从三四千篇并非华夏语言的“原文”中辑出的几十篇，那么，这些并非华夏原文在哪里呢？莫非像是摩门教的经书一样，仅仅“存在”于想象和神话中？
现在，没有这个虚无的“原文”作为证据，那么“译文”一语又从何而来呢？
朱学渊的“《尚书》中的蒙古语成分”一文，不仅缺乏历史常识，而且缺乏思考逻辑，以至于放言“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因为“上古中原的语言不是汉语，晚期蒙古语呈现优势”。
我们知道，秦始皇家族可能并非出身中原，但这并不等于他就可以被随意戴上“蒙古”、“女真”等帽子。就像我们不能因为毛泽东出身湖南乡下，而湖南在古代是苗族的大本营，就直接断言毛泽东具有苗族血统，并举证说“‘毛’就是‘苗’的谐音”，并据此得出结论说：“毛泽东鼓吹阶级斗争、杀人如麻，是因为他出身苗蛮，对中原人民怀有刻骨的民族仇恨。所以他在民族政策上也偏袒少数民族，极力摧残汉人的脊梁。”
按照一般的思考逻辑，说“古代人是后代人的祖先”是可行的，但不能说“古代人（秦始皇）就是后代人（女真人）”，更不能说“这个古代人（秦始皇）属于那批后代人（女真人）”。但是“《尚书》中的蒙古语成分”一文，却打破了思考的逻辑、表达的体统，硬说秦始皇就是两千两百年前的当时还不存在的“女真人”，这个秦始皇甚至口操两千两百年前的当时还不存在的“蒙古话”。
至于说到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的赞语，朱学渊的解释也是不对的。
原文如下：“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译文大意为----
太史公司马迁说：学者多称赞五帝，久远了。然而最可征而信的《尚书》，记载的独有尧以来，而不记载皇帝、颛顼、帝喾。诸子百家虽言黄帝，又涉于神怪，都不是典雅之训，所以当世缙绅们都不敢说，不可以取以为证啊。孔子所传的《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虽称孔子所传，但儒者怀疑不是圣人之言，所以不传以为实。我曾经西至崆峒山黄帝问道于广成子处，北到黄帝尧舜之都涿鹿，东到海，南到江淮，我所经历的地方，所见过的长老，往往称颂黄帝尧舜的旧绩与其风俗教化，固来与别处有所不同。那么别的书说到黄帝的，也或者可以为证。总之，大要不背离《尚书》所记载的接近这些。我看《春秋》《国语》，这两篇发挥阐释《五帝德》《帝系姓》很彰著。顾儒者但不深考而且有的不传讲。这两篇所发挥阐述得很显著，验之风俗教化固然不同一般，都是事实，一点也不虚。况《尚书》缺亡的内容多了，岂能因为它缺亡而算了呢？它所遗失的，像黄帝以下的事情，就时时见于其他的传说中，如百家《五帝德》之类，都是其他学说。有怎么可以因为缙绅难言，儒者不传，而不选取了呢？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人，不能择取。而浅见寡闻者本来就难为它讲说。我按照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次序，选择其中语言比较典雅的。所以写成本纪的开头。）
这里根本没有朱学渊所说的“也暗示上古的语言不是汉语”，更不存在朱学渊所说的“说到过一部很难懂的古书”。司马迁所谓的“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其意思并不是说荐绅先生看不懂这些文字，而是说看懂了，但因为其内容不规矩、不雅驯，而觉得难以启口。中国先秦史上失传的著作很多，但至今还没有听说有哪一部失传的著作是用少数民族语言写的。当然更不可能是用当时还没有出现的蒙古语文或是女真语文写的。
由此可见，朱学渊所进行的以下“判定”是毫无依据的：“我们还是可以判定，它（古代典籍）不会是用汉语的文言，更不会是用汉语的口语，而只能是用非汉语写成的”。
有人可能会说，“朱学渊先生学富五车，为了研究民族语言，他可是不辞辛苦，作了大量的研究，总不能全盘否定吧？”
我想指出，正是为了挽救朱学渊先生的学术研究，我才写作此文，意图在合理的推测与明显不合理的“判定”之间，画出一道界限。望学渊先生把握之。
2010年6月1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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