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端午节来到了，不能不令人想起两千年前在这一天自沉汨罗江的屈原。据说包粽子吃粽子等等都是冲着这位伟大人物而来的，至少从唐代以来是这样，有唐代《端午》诗为证：“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 屈原受屈不得终年还是值得的，比一生不得志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孔子也差不了多少：除了家喻户晓，还有，孔子留下的实打实的不过一部《论语》，还被解读成一团乱麻，经那位炙手可热的势利女人再一胡扯，几乎无解了，而屈原留下的《离骚》等精美无比的骚体文章却令历代读书人诵读得如痴如醉。如果说，孔子创立了儒学，奠定了历代奉为圭臬的统治术、社会关系学（好听一点叫政治学、伦理学）的基础，那么屈原则开启了了中国个人文学创作的先河。更了不起的是，他还给中国文化人树立了做人的榜样。他品格高洁，誓不与小人和奸佞为伍，他的性格甚至影响到后世女性和一般百姓的为人。
可是令人蛋疼的却是现实的荒谬，阴历5月5日照样过节，而屈原主张的那一套干干净净做人的品格早已被?进了历史的垃圾箱，什么君子小人，什么香草美人，什么清流浊水的，在这个博傻的时代都被当成了一文不值的破烂。能否仔细想想，历代人民为什么怀念屈原？怀念他有没有道理？道理就在于屈原早就预见到一个灾难长过程的到来：虎狼之国的秦国终于欺骗并消灭了楚国，吞并了六国，如此一来，别说上古三代的好日子过不上了，就是春秋那个空前自由的时代和这之后诸侯征伐没人管的时代也在中国很难再遇上了。再后来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就是走到天边也别想走出专制的罗网。一晃两千多年过去了，中国人一直深陷在秦制的罗网中。这张网在100年前差一点被冲决，不幸的是，旋即，这张网又覆盖下来，而且越收越紧。
今天重温《离骚》等篇章，显然可以体会到屈原的哀伤和绝望的缘由，而在哀伤和绝望中自有他的坚守，正如司马迁记录下的他的结局那样：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其糟而啜其?？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
屈原有点像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那个在山上不断推石头的西西弗。
无疑，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也就是大约公元前304年到公元前278年之间，屈原的生命与现实发生剧烈碰撞的那个时刻，战国七雄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也就是秦齐楚三个强国。屈原所在的楚国的强与弱、存与亡，对整个大局的均衡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正是楚国的过失，导致形势的逆转。我们可以想象，处在这个变局中又看到这个变局长远影响的屈原才会那么计较得要命，用他的话说就是虽九死而不悔，它在乎的不但是个人的生命价值，更在乎的是整个世界的秩序即将被颠覆。坏了大事的不但是眼前的上官大夫、靳尚、子兰、郑袖一干人，而是他们所代表的人性的另一面邪恶----愚蠢、短视、贪婪和无耻----将在这个大地上蔓延、肆虐。
屈原说举世混浊而我独清，并不是自卖自夸，他的的意思是说没有人坚守那些做人的原则了，我却非要坚守；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意思是说，大祸临头了大伙儿还懵然无知，我一个人明白又有什么用呢？从这个意义上说，屈原的担忧还不仅仅是针对眼前的危局，更是一种未来之忧，也许是千年之忧。他担忧的不是都发生了吗，不是被两千多年的历史见证了吗？由此我们可以说，屈原投江自尽是一个可以向善时代的终结，一个罪恶时代的开始！
假设七国不是被秦统一，中国绝不会将专制维系两千多年之久！假设楚国没有亡于秦，而是与其他东方五国结盟消灭了暴秦，中国也绝不是后来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这样的走向。历史就在屈原沉江前后发生了质的变化，急剧恶化了，进而凝固了，凝固了两千多年！
后人特别是近60年的我们这一代人思维习惯上都是推崇统一，指斥分裂，却不问由谁来统一，统一者是谁？这样的统一有利不有利于这里的人民、是在什么价值观上的统一？当前两岸统一的症结就在这里。历史上典型的例证就有拿破仑、希特勒分别发动的对欧洲的征战，前者尚有一些进步意义，后者则为人类所不齿。可是运用那种功利主义、成王败寇的市侩哲学来解读，则会达到荒谬绝伦的地步----开创了暴政先例的秦始皇的罪恶一点一点被忽略掉，甚至被反证为美德，文化鹰犬拼命搜罗他的功绩，哪怕是劳命伤财奴役人民修长城都得从正面理解，连造成文明大倒退的蒙古人成吉思汗也揽过来作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大英雄加以吹捧，数典忘祖到把民族败类施琅包装成为民族英雄，历史真的成了可以被随意打扮的小姑娘。也许，专制者与专制者惺惺相惜，暴政与暴政的逻辑相通。那些背叛本民族的罪人因为有功于一代专制君主的统一而摇身一变为民族英雄。在这个辩证的、唯物的魔鬼理论发酵过程中，中国古代文化蕴含的普世价值一一被消解掉，只留下对权谋、对诈术、对不择手段的推崇，把那些属于全人类公认的正义、忠贞的美好品德污名化，一点一点剥离掉人性中一切美好的东西，代之以原始野蛮的丛林规则和畜类的生存之道。今天文化沉沦、科技落后、道德沦丧、社会的深度堕落都是如此倒行逆施造的孽。
要求两千年前的古人就能用现代民主观念看待国家、人民是不可能的，但是至少他们能够区分善恶和美丑，包括屈原和早于他一两百年的孔子。区分善恶和美丑的原则就是普世价值，自由民主人权的理念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升华的结晶。中国人彷徨了1800年才有觉悟者站出来----明末黄宗羲的社会观、历史观和国家观已经十分接近于洛克和穆勒，而早于卢梭，可是不幸的是在20世纪阴差阳错地在赤色革命势力的胁迫下，被硬生生拖进了比秦制更残暴的制度陷阱，也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式的统治。这个制度比秦制更野心勃勃，更肆无忌惮，掌控这块土地的政治集团不断驱使人民为他们设定的敌人和非人的一切目标而作出绝对的牺牲，甚至不惜摧毁千年文化和自然赋予的大好河山。人民只是这个政治集团役使的工具，生命加在一起不过是这个政治集团统计报表里的数字符号，只是战争机器上的配件、劳动机器上的附属物，或者是他们心血来潮发动的荒唐实验的试验品。这就是暴政之所以成为暴政的根源。大跃进、文革，乃至于变味的改革开放，都是企图用他们并不比高中生好多少的智商发明的理论让人民去实施，来证明他们的伟光正，而事实上却演变成一场场不折不扣的灾难。
眼下灾难还在继续：世界工厂正在土崩瓦解，高危房价正被推到即将带来经济雪崩的悬崖边，前30年吹嘘的大话早已破产，后30年做出的许诺也眼看要泡汤，还在等什么呢？于是一场贪腐和携资逃离的赛跑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可是令人心寒的是，那些冒死谏劝的觉悟者被噤声，试图改变这个现状的开明人士被剥夺了自由，敢于向既得利益集团叫板的前驱被投入监狱，产生过屈原的国度还在制造新一代屈原。
《离骚》传唱千古绝不是偶然的，华美词章表达的不仅仅是屈原个人的恩怨，一个三闾大夫离别故国的忧愁，准确地说，它是公元前三世纪的历史哲人的诉状，一份预示中国命运的政治告白书，作者向东方人类发出即将遭劫的警告，无情嘲讽和鞭挞昏庸无能的当局，他也因此失去了一切世俗向往的荣华富贵以及每个人只能拥有一次的生命。屈原的忌日成为中国人对他纪念的日子本身就雄辩地证明，千百年来中国人认同了屈原向往公正、忠贞、正义、美好、光明的价值取向。因而，我们也可以把他视为中华民族最早的政治异议人士之一。他曾两度受到政治迫害，却完全是他自外于体制的选择，他的选择使他呼吸到民间自由的空气；他的骚体写作就是带着镣铐的跳舞，就是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的表达；他的自沉就是最后的反抗，而不是什么愚忠和奇节（《汉书》作者难以理解因而不录他的事迹）。他的行为和精神取向超越了宗教、?家、民族，是出于人类普遍认同的良知与理性。
屈原留下一篇《天问》，一连提出170多个问题，都是上古传说中难以解答的怪事、大事，也都是春秋战国以来学人热衷探究的“天地万象之理，存亡兴废之端，贤凶善恶之报，神奇鬼怪之说”。可见屈原具有仰望星空、追溯人类历史长河、探勘人类宇宙奥秘的强烈欲望，他和古希腊和古罗马人具有相似的心性和品格。可是今天被制度打断了脊梁骨的文化人还有这样的心性和品格吗？还有屈原式的坚守吗？还能发出与他发出的相似质量的天问吗？当秦始皇加马克思的制度轰毁的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上述的疑问将大都烟消云散，到那时，我们既不是左愤，又不是右愤，心平气和了，是否还会对我们文化遗产中包含的普世价值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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