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用“相安无事”来形容毛、周之间最初的共事是恰如其分的。这在相当程度上和周恩来善于求同存异，团结各种人一道工作分不开。平心而论，周并不喜欢毛泽东的山大王式的作风和喜欢抗上、标新立异的个性，因为这实在与周本人的为人，特别是投身革命后所接受的组织纪律观念格格不入。实际上，还在他刚刚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时，就表现出对毛的这种看法和担心，甚至提出：对毛的部队要派人去视察，要坚决的改组。如毛的观念不好，一定要撤换。
另一方面，周恩来又是中共党内较早认识毛泽东军事才略的人。还在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期间，他就曾多次在中央给各地的指示信中专门介绍朱、毛红军的游击战争指导原则、军事训练以及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经验，要求各地红军仿效。周在进入中央根据地，特别是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身份随军活动后，更加深了对毛军事才干的认识。
当然，周恩来对毛泽东所擅长的游击战术也不是没有自己的看法。比如，他到中央苏区后，经过一段观察，认为中央红军的战术水平不高，而且“指挥战争顾虑太多，且主意不定，长于巧妙之机动，勇猛果断之行为不足，尤不喜乘胜直追，歼灭敌人”。
此外，本来就一直对军事工作有浓厚兴趣的周本人此刻也跃跃欲试，很想在战场上一显身手，但内心又感到自信不足，所以在团结毛一道工作的同时，也有在作战指挥中借重毛的所长之意。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后方中共苏区中央局出于在政治上对毛泽东不大放心的顾虑，提议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时，周才不顾后方众人的反对，力主由当时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随军行动的毛担任这一职务。不过，在对毛的看法上，他和后方中央局并没有什么不同，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将军中大计的最后决定权让给毛，而是继续掌握在他本人的手里。
对于这一点，周恩来是十分明确的。他先是与前方诸领导人联名提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随后，周又以个人名义直接打电报给中共苏区中央局，对此作进一步申说：
现在我想是否可改为军事最高会议，由政府明令发表以周、毛、朱、王四人组织，周为主席，负责解决一切行动方针与作战总计划。如依你们提议仍以周为总政委，这不仅对于政府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的关系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作。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他做总政委其权限于指挥作战，战术方面为多。依上两次战役看，红军战术差得很，虽高级指挥员都需帮助。玉阶（朱德─作者注）不细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遇关重要或犹豫不定时，我便可以最高军事会议主席或中央局代表名义来纠正或解决。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且只能主持大计，这又与中央局代表或军事会议主席权限相同，故此种宝塔式的指挥权，必须改变。我觉得前方决定于实际于原则均无不合。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周恩来这封电报被大陆学术界每每引用，说明周在中央苏区两条路线斗争中是如何站在毛泽东的一边。不过总是掐头去尾，廻避了他在政治上对毛的看法以及由他来督促毛改正错误等内容。舍此就无法说明周何以能够说服后方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正式任命毛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也无法对后来的事态发展作出合理的解释。
然而，周恩来此举很快便弄得自讨苦吃，骑虎难下，而且应验了中国的一句老话：请神容易送神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阴差阳错地铸成了宁都会议的历史大错。
关于宁都会议的起因，目前大陆学术界一面倒的意见是由于前方与后方在作战指导方针问题上存在争论。后方要求前方坚决执行中共临时中央的“积极进攻路线”，主动出击，寻敌主力作战，以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中共各块根据地的围剿。前方则从实际出发，避敌锋芒，等待寻找战机，然后再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军。应该说，这大体上是不错的。
然而问题在于，前方并非铁板一块，在最高军事会议内部对战略原则与发展方针也存有争论，各执一见，争辩不休，弄得作为会议主席的周恩来非常为难，深受前方作战指挥的组织形式未能真正集权于个人之苦，甚至动了回后方工作的念头。为此，他在宁都会议召开的前夕，曾单独打电报给后方的苏区中央局，述说自己的难处和苦衷，认为“这是目前最中心而亟待解决的问题”，要求在会上予以根本解决。
周恩来在电报中这样说到：
前方关于战略原则和发展方针，时常引起争论，而且在动摇的原则上变更意见，有时今天以为是的，明天是以为非，工作在不定状况之下非常难做，前方组织既不是集权于个人负责制，各人能力又均有长有短，许多事件既不能决之于个人，而且时常变更其解释的原则，尤令人无所适从，有时争论则不胜其争论。
他接着写道：
我以为既主张在前方开会，则须开全体会，彻底解决一切原则上的问题而不容再有异议，否则前方工作无法进行得好，尤其是军事行动上，必须行专勿疑，大家都不放心，事情一定做不好，即使有错，也要在检阅时予以批评，遇事干涉，遇事不放心，即不错也会弄错！
前方每遇商榷之事，辄离开一定原则谈话，有时海阔天空，不知“伊于胡底”，而实际问题反为搁下，即不搁下，也好像大问题没有解决小问题没有把握似的。尤其是军事战略，更可以随意恣谈不值原则，因此工作方针极难稳定。我意刘伯承必须调来当参谋长，才可以有一个帮手，才可以时时以应该遵循的原则来警醒我们。关于这一点，剑英要比伯承为差。再则前方负责人太多，我意与其各执一见，不如抽出人来做前方与后方的群众工作，或到河西去都可，我想我还是到后方来，否则必须有另一办法解决。此事尚未与前方各同志谈，我亟望中央局全体会能在前方开成，地点在广昌，以根本解决这一困难问题。
信中所指，周恩来虽未明言，但很显然说的就是毛泽东，因为活脱脱地勾画出了那个为人们所熟悉的毛：为人恣肆不羁，做事大而化之而又反复多变，谈问题往往不着边际，其中“海阔天空，不知‘伊于胡底’”一语，更是点睛之笔。这与周本人务实缜密、中规中矩的作风形成鲜明的反差，两人之间的意见不和乃至摩擦实在是难以避免的。用周本人后来延安整风中检讨自己的话说，是“以事务主义的作风与布尔塞维克毛主席的作风互不相容”。
顺便一提的是，对于周恩来的这封信，目前大陆学术界不是讳莫如深，避而不谈，就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显然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刻意为周遮掩，但舍此就无法对宁都会议的前因后果作出实事求是的解释，因为它实在是导致毛泽东在宁都会议被撤换的一个由头。让我们还是继续来看事情后来是如何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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