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觉得此举“逼宫”的味道太过明显，正在考虑转向的周恩来一开始也不愿意明确表态支持这种把博古、李德“轰下台”的作法，因为在周看来，尽管实践证明毛泽东的主张确比博古、李德高明，但目前最重要的还是要保持党的团结。这一点始终是周氏政治生涯中一以贯之的想法。对于当时的情况，毛在二十多年后曾在一次党内高层小范围的谈话中作了这样的回顾：
在长征路上，暴露出他们那一套不行了。这一套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每次政治局开会，我只有一票。后来我病了。王稼祥负伤了，我们两人都在担架上，在一起走，我就作了稼祥的工作，他同意了我的许多意见。通过王稼祥，又作了洛甫（张闻天）的工作。洛甫也转过来了。可是以后再作别人的工作，就再也作不动了。他们死抱着斯大林的圣旨。每次政治局开会，都是三票对四票。我这一边，我一个，稼祥一个，洛甫一个。他们那一边，博古一个，李德一个，××（朱德─作者注），×××（周恩来─作者注）一个。老是这样，三对四，解决不了问题。后来军事形势更糟了，他们那一套实在混不下去了。我就提出，我们不要老是开这样的会了，不行了。可以扩大一下，扩大到军团一级，这里边有赞成我的意见的人，也有赞成你们意见的人，开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来决定吧！他们也同意了，这个会就是遵义会议。
对于周恩来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所起的作用，毛泽东似乎不大愿意在类似这样党内高层的谈话中提及，特别是建国以后更是如此，其中原因不言自明。不过，他当时曾在私下里对妻子贺子珍表示过：“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事实也正是这样。周恩来的政治态度在当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湘江惨败之后，博古、李德成为众矢之的，他们的领导已经破产，有关军事行动的决定权自然而然地落到“三人团”中具体管事的成员周恩来的手中。毛泽东鉴于蒋介石已经判明红一方面军准备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行动意图而在通往湘鄂西的沿路设置重兵，等待红军自投罗网，因此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国民党军队防守薄弱的贵州进军。而李德、博古则坚持按照原定计划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双方争执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而情势危急，需要尽快作出决定。这样整个红军的命运便取决于周恩来的态度，由他来最后拍板定夺。
如果说在此之前，周恩来对毛泽东要求开会清算领导错误的主张还在踌躇之中的话，那么当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时，他就别无选择了。于是，周氏作出了大概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由他主持在黎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打破僵局，采纳了毛的建议而与李德彻底闹翻。会议并决定进入遵义地区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失利的经验教训，解决领导层内部的争论。这一决定对中国现代史的影响至深且巨。对此，周本人在延安整风时是这样回忆的：
从湘贵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因此遵义会议上我与博古的态度有区别。
关于周恩来同李德在黎平开会闹翻一幕，他当时的警卫员范金标后来对此有生动的回忆，说：“黎平会议是在一个晚上召开的，吵得很厉害。总理（指周恩来，下同─ 作者注）批评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跳了起来，灯也熄灭了。我们马上去把灯点上。开会解决什么问题，当时不知道，后来才晓得，争论的焦点是向敌人防守薄弱的贵州前进，还是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因为李德很主观，很机械，他主张硬打硬拚。”
周恩来态度的转变，对于当时中共党内领导层双方力量对比的消长以及后来事态的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由于他是当时党内最高领导核心“三人团”中的成员，他的倒戈，着实给了博古和李德致命的一击，顷刻之间瓦解了他们的抵抗。而且由于周在党内军中的资望，影响带动了一大批人。这些追随周氏的人，大都是党内军中的实力人物，且在政治上多半采取中立态度。他们既推许毛泽东的军事才略，但也不喜欢毛喜欢揽权专断和好整人的为人。在排除了博古、李德的领导之后，相形之下，他们更愿意由待人谦和、容易相处的周氏出来主持军中大计，同时借重发挥毛的军事才能，就像宁都会议前军中的领导格局一样。
事实上，当时党内军中持有这种想法的人为数不少，在领导层的摊牌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像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聂荣臻等都是属于这一类人。他们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后周、毛二人在党内的位置。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周恩来在遵义上会议上检讨并承担了责任之后，仍然获得党内的信任，被确定为“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而毛泽东只是作为周的“帮助者”的原因所在。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在贵州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检讨总结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会上，博古作了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强调客观原因，为军事失败作了辩护。周恩来则不动声色地与博古的说法拉开距离，在副报告中则更多地强调了主观上的原因，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从军事指挥执行者的角度作了自我检讨，承担了责任。周的这一举动，与博古、李德划清了界限，致使党内最高领导核心“三人团”最终解体。
接下来，多数与会者主张改变领导，撤换博古，解除李德的指挥权。对此，博古想不通，李德坚决不接受。此外，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党内“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凯丰则表示反对，认为把全部责任推到博古一个人身上不公平。双方为此顶起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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