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广州、香港两地于同日下午两点分别在广州人民公园、香港湾仔修顿球场有着同一个主题集会----“撑粤语大行动”。之前,7月25日,广州就有数千人齐集海珠区江南西路地铁出口,大叫“粤语起锚(起锚,意即启动、行动),煲冬瓜收皮(煲冬瓜,粤语对“普通话”谐音的贬称;收皮,意即倒闭、关门大吉之意)”、大唱粤语流行歌。到底何事引至广州人对普通话产生如此大的激烈反应?
事缘7月5日,广州市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纪可光向广州市长万庆良提交一份《关于进一步加强亚运会软环境建设的意见》提案,建议广州电视综合频道或新闻频道改为以普通话为基本播音用语,或在其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的主要时段用普通话播出,取代目前的粤语播出,以满足来广州参加亚运会和旅游的国内外宾客语言环境的需要。然而此意一出,广州全城哗然。当地报纸、电视、电台和网络等对此进行大肆贬伐,虽然也有人表示支持该提案,但寥寥可数,反对此提案的占了绝对多数。其中不乏南下广州工作、生活了多年的打工者、创业者。
其实,早在2006年9月,北京广电总局就曾发文“各级影视广播播出机构不得擅自开办使用方言播出节目”,当时,广州也有过一阵风波。笔者曾写了篇题为《方言之靓,不可替代》(见2006年9月26日《南方都市报》),文末最后说:“方言是中国内地小众(但人数也比一个欧洲国家多得多)公共空间的领域,与普通话这样大的公共空间是平等的。而文化软件‘硬度’是需要多元化组合和创意来共同完成的。方言绝对不是洪水猛兽。伟大的中华文化正是多民族、多元化经由悠久的历史发展而累积成各自精彩绵延下来的。方言可能不是‘国花’牡丹,是绿叶。但牡丹要是没了绿叶,会是什么?”
广东暨广州的电视、电台广播使用方言播出是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的事,至“文革”前,广州就有不少香港粤语片上映;最特别的是,当时一部《七十二家房客》(1962,珠影出品)只有粤语版,该片只在两广及海外发行,直到文革后才有了国语版。可见,广东暨广州地区向来就较为特殊。到了80年代,香港电视、香港电台讯号几乎独霸珠三角地区,为了能够与香港电子传媒抗衡,广东暨广州电子传媒就有多条频道使用粤语播出至今。毋容置疑,母语是群族的首先文化,何况粤语是汉语历史最悠久的语言之一(另一是闽南语)。粤语十分古雅,据罗康宁《粤语源流考》一文,粤语源自古代中原一带的“雅言”,是中国最早的普及语言。东汉时传到广信(今广东封开县及广西梧州一带)后沿珠江主干流之一的西江传到珠三角,两晋南北朝及后金元入侵,令古代汉语在北方消失,唯有粤语很大程度上保存了原来的汉语。到现在,用粤语念唐诗宋词,远较普通话更能掌握其音韵神髓,因为粤语有九个音韵而普通话只有四个。许多粤语可追溯至《诗经》、《说文》、《广雅》,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民初詹宪慈《广州语本字》等著作都提出这方面的考证。问题回到为何今年讨论“粤语存废”竟愈演愈烈?而2006年却温和得多?
广州与香港紧邻,彼此的讯息都会及时互通。从2008年起,香港兴起“保育文化”(即文物保护),80后、90后是主力,影响及此,对广州同龄人也甚具同感,穗港两地文化共通性是中国特有的。尤其是80后、90后一代在香港政改方面表现出抗争,广州同年龄人都看在眼里。恰好今年广州因为迎接亚运而大迁大拆而引起诸多不满,许多人认为“广州消失”了,怎料就在这时有人建议电视粤语让路,于是就成了“捍卫粤语”导火线。由此可见,这不是偶发事件。语言是文化保护最后一道屏障,如果连这也无力保护,恐怕是难以想像的。有人欲利用公权力以行政手段进行文化改变,是行不通的。正如一位香港资深传媒人所说:在英国人统治时,母语广东话成了二等语文;现在回归了,难道母语又成二等语文不成?“唇亡齿寒”,有见及此,香港对广州的“捍卫粤语”
作出呼应,与广州同步举行“撑粤语”集会,亦不足为奇。
不过,也有更多理性的广州人认为,广州人虽然要捍卫粤语不等于拒绝普通话、排斥普通话,因为普通话是谋生工具、是社交工具,其作用等于香港人用英语。同样,也反对像“粤语起锚,煲冬瓜收皮”这样过激口号和行动。“粤语存废”无须争辩,“普粤共存”,已成现实。广东的“省情”一向有别于内地,要不,当年邓小平也就不会在南方“画上一个小圈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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