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事制度的改革，使国家干部范围缩小，社会地位的变化凸显为大学生从“天之骄子”变为“蚁族”，现实所迫，使在城市无法立足的农村大学生想到回家。但近年来中央强力支持“三农”的政策，使得农村户口成为抢手货，这些农村大学生回村落户很难，他们自称是“城市游民”。
对于在城市找不到工作的农村大学生来说，城市户口对他们的吸引力不再那么强大。面对生活的压力，他们想到了回家。然而，由于附着在户口上的各种利益，比如村里的土地，比如村里的“福利”，使得农村户口日渐成为香饽饽。想回农村落户，很难。
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张才玲（化名）变成了“黑户”，毕业后在城市无法立足，农村老家也向她关上了大门。造成这种两难境地的原因是，张才玲考上大学后，户口随之“农转非”。但如同所有在城市里无法立足的农村大学生一样，再回到农村的路却难如登天。
之所以产生“回家”的想法，是因为就业形势的残酷，以及都市生活的压力。
2008年，张才玲大学毕业时，恰逢金融危机，北京的就业竞争异常激烈。她没能找到能解决北京户口的工作。之后的两年，她辗转换了4份工作，月均3,000元人民币（约合441.6美元）的收入让她在北京生活很吃力。但她从没有放弃落户北京的愿望，户口一直由学校托管。
想法的改变来自张才玲的怀孕。她和丈夫都是农村孩子，在北京工作多年，也无法落户北京。2010年年初，怀孕的张才玲想放弃这座城市，她想回到农村老家。她不想让这种飘在北京，没着没落的感觉延续到下一代身上。非京籍孩子的上学难问题，是迫使他们思考退路的主因之一。
逃离都市已经不是张才玲一个人的问题，甚至成为了80后年轻人的共同命题----—也许回家会更幸福。但在这些逃离者中，农村大学生却成为异常尴尬的群体。
在中国现行的二元户籍制度管理模式下，他们要么想尽办法得到城市“绿卡”，要么就要飘在大小城镇中。他们回不到农村。
想“回家种地”的张才玲2010年初在学校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结果却在家乡的派出所碰了钉子。当地民警告诉她，“政策不允许‘非转农’”，“要么你户口回到市人事局，变成集体户口，要么你在你们村自己立个非农的单户，跟你爸妈分开”。
持有“不在北京，就回农村”想法的张才玲却遇到了第三种选择----—户口不能“非转农”，只能留在小城镇。可是这种不上不下的情况，不但对张才玲找工作的事情没有任何帮助，还剥夺了张才玲原本农业户口享有的农民权益。
“这就是我们的境况。”在博客里呼吁“非转农”难题的农村大学生齐飞（化名）说，“我们是异类。我们是城市游民”。
进城去圆梦
2004年张才玲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全村人羡慕她户口能去北京，成了“北京人”。当然，没人会注意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北京户口，仅是寄宿学校的集体户口。
“70后”王烨，对这种心情有着深刻的体会。1994年王烨考入中国海洋大学，原籍为江苏盐城某村，在他那个年代的奋斗史上，“农转非”是一个农村人成功的标志，“进城去”是村中有志青年的理想标杆。
但“农转非”并非轻而易举，横在眼前的是城乡分离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农村籍和非农村籍的居民被区别对待。
1958年以前，中国没有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人们可以自由迁徙。1958年1月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毛泽东签署一号主席令，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户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一套较完善的户口管理制度。
但这个条例却是以法律的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也限制了城市间的人口流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法律高墙令农民难以逾越。
河北省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某乡镇干部苏建国回忆，那个年代“农转非”的热度今非昔比。在他14岁那年，本响应国家号召，随着其祖母回到农村。但回去没多久，他的父母就意识到“孩子户口怎么能回农村”，就托人找关系想方设法又把他的户口调回县城。想到此，苏建国感慨：“如果当时回不到城里，我现在可能还在种地。”在他看来，一纸户口改变了他的命运。苏建国说，在那个年代，农业户口相对非农户口的劣势在于：不能被安排工作，种地挣到的钱比城里人的工资低得多；单位招工几乎清一色地要求有非农户口；没有退休工资，只能靠子女养老；看病得自己花钱，不像城里人有单位报销；农村孩子受教育的条件太落后；农业户口当兵的条件比非农户口要苛刻；农业户口的小伙子找不到老婆，村里的姑娘都想嫁非农户口的人。
这些与生活息息相关的门槛，将非农户口催生成了香饽饽。苏建国回忆，当时若想转为非农户口，政策上只有三种途径：考学、当兵提干和城镇居民的自然减员。
成功通过“考学”摆脱“农民”身份的王烨（化名）显然要比张才玲要幸运得多，当时对大学生的就业制度还是“分配工作”。一出校门就是“干部身份”，“家里也高兴少交一个人的农业税，那时非农户口的待遇要好得多”。
回农村回不去
苏建国怎么也没想到，“进城去”的渴求在延续将近40年后，如今却180度大转弯。以前求他帮忙的是想转成非农户口的农村人，现在却是非农户口的人想要回农村。农业户口成为了抢手货。苏建国觉得这主要得益于，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对“三农”发展的强力政策支持。
自2004年至今，中共中央、国务院已经连续7年出台了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内容涉及惠农资金、农产品补贴、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干部选拔、城镇化改革、农村教育、家电下乡等多领域、全方位的惠农政策指导。
近年来体现在农民身上的变化是，凡有农业户口的村里人每年能分到几千元；符合年龄条件的村里人，自费1/3购买了养老保险，以后即可每月最低领到350元养老金，但非农户口的人要自己买养老保险；现在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医疗保险由村里交，每年可报销不超过两万余元的住院费用；农村义务教育全部免费，且村委会还会每年用数十万元支持学校建设；垃圾费、治安费也不用农民负担……
除此之外，农村里分配的宅基地和土地是另一块诱人的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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