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金纯刚到锦县，锦县知事项惠丰即奉命赴省，此后又传出消息，说项惠丰要调走，而代之以王文藻。王文藻原任彰武县知事，汲金纯驻防彰武时，二人交情颇深。此番同来锦县，个中原由不言自明。据《锦州文史资料3·锦州军阀汲金纯罪行片断》一文记载，汲金纯与王文藻“相互勾结，向商民加捐加税，二人平分，地方人敢怒不敢言。”有鉴于此，锦县士绅向省城发电，挽留项惠丰，抵制王文藻来锦执政。
但这样的电报却被汲金纯“查获”了，他召集各机关负责人和地方士绅到旅部开会，到会的人有商会会长魏振卿、劝学所长刘梦九、农会会长赵香圃、收捐委员苏纪轩等人。汲金纯坐在主位上，身后站着五六个马弁，伺候着点上旱烟袋，也不说话。冷场了一会儿，汲金纯手下的110团团长郭瀛洲说：“今天旅长请诸位不为别的事情，听说你们给省署大帅打电报保留项知事，旅长特意来向大家问一问这个事究竟是什么意思？……旅长为的是保卫地面，请调王文藻来都是熟人，为的是地方有好处。你们大家保留项知事，究竟项知事对大家有什么好处？王知事有什么坏处？可以把这些情况说一说，如果项知事真有好处，旅长还要给大家帮忙，也一同保留他。”
你想，汲金纯手里有枪，郭团长的“外交辞令”里也带着火药味，谁还敢说什么？劝说所长刘梦九打破僵局，说：“项知事上省究竟为什么，我们不知道，旅长这番意思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就因为县长有调换的消息，所以大家才去电挽留。而项知事在地方上并没有什么好处，也没有什么坏处，这是历次县长去职时照例的做法。至于省里准不准，我们就不知道了。”郭团长接过话茬，说：“这事，旅长是为地方好，项知事既然对地方没有什么太好的感情，那么就依照旅长的意思办吧！”
于是，撤换县知事的事情就这样轻描淡写地定下来了。再说省城，张锡銮（镇安上将军，督理奉天军务，节制三省军务，并任奉天民政长）再是老迈，也不愿如此更换县知事----你汲金纯只是驻防锦县，行政用人权如何妄加干涉？张作霖久有大志，自然不愿汲金纯如此擅权，也提出了反对意见。不想，汲金纯又给省里发了一封电报，称“有汲则无项，有项则无汲”，张锡銮读此电，气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而张作霖也没办法，只是发了一通脾气而已。
那么，汲金纯为什么一定要王文藻来呢？原来，王文藻是“清丈”高手，熟知丈量土地的诀窍。二人在彰武时，便有很好的“合作”。王文藻到锦县后，果然没有辜负汲金纯的“提携”。在那个年代，人少地多，所以有些很平坦的地方，也未开垦，勤快农民便选择好的地段开荒，慢慢也就成了熟地。但为了少报捐税，开垦农户大多不向官府申报，这样的地块俗称“黑地”。王文藻到任后，大刀阔斧，清查“黑地”，然后由官府发文，将土地交给汲金纯等人“领有”。受此牵连的农民达数百家，这叫“当天穷”----原本还是“自耕农”，转眼之间什么也没有了。据记载，不多日，汲金纯便“领有”了2000余饷农田，锦县东部有一个屯子叫汲家窝堡，原来就是管理汲家土地的“办公场所”。
王文藻给汲金纯立下汗马功劳，但却没有得到好下场。1921年，汲金纯升任热河督统，王文藻也随汲金纯到了热河，继续给汲金纯做土地一类的买卖。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奉军失利，汲金纯退出热河，行至半路时，找王文藻问话，可王文藻落在后面没跟上来，偏偏汲金纯有句口头弹，提起哪个人没用，就说“不如枪毙算了”。这一次，汲金纯也是这等说法：“真是不知缓急，这是什么时候还慢腾腾的，无用之人真不如枪毙了！”若是往常，人们听听也就算了，偏偏旁边有个向营长与王文藻有仇。原来，向营长在锦县下五旗村买了一片好地，用的是汲金纯的名义。王文藻知道后，便向汲金纯作了汇报，汲金纯找了向营长，说你真“孝顺”，还想着给我买地，好小子。
向营长白白费了心机，连买地的钱也搭进去了，赔了夫人又折兵。可是，向营长又不敢怨恨汲金纯，便把这笔账记在了王文藻的头上。这一次，向营长逮着了机会，策马回头，赶到王文藻的身边，说“奉都统令，枪毙算了”，把王文藻弄到路边，不容分说，便开了一枪。等到向营长回到汲金纯的身边，汲金纯便问：“方才你做什么去了？”向营长说，执行你的命令去了。汲金纯忙问什么命令。“你不是说王文藻无用，枪毙算了。”汲金纯大怒，说我什么时候让你枪毙他了？据称，后来，王文藻的家人向张作霖告状，向营长也被判了死刑。
汲金纯督热
我们知道，张作霖与徐树铮是死对头，直皖战争之前，张作霖还未与皖系撕破脸皮，充当直皖之争的“和事佬”，徐树铮曾想对张作霖采用“非常手段”。何以至此，说来也不复杂，因为张作霖与徐树铮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地盘”之争。1919年，徐树铮就任西北筹边使兼边防军总司令（西北筹边使在官制上和职权上比东三省巡阅使还要大。他有军、民、财的独立权，练兵购械可先行后报，西北各省如内蒙、新疆、甘肃、陕西的文武官吏均须受其节制），实际控制了蒙古地区的军事全权，而“满蒙一体”是清朝以来的“国策”之一，徐树铮收复外蒙，立下不世之功后，完全可能想到要“一统东北”；张作霖自1918年9月就任东三省巡阅使，成为“东北王”后，亦视蒙古为嘴边的肥肉，而热河、察哈尔和绥远三个特别行政区更与东北关系甚大。如果张作霖想插手内蒙，最大的障碍就是徐树铮；徐树铮若想统一东北，最大的障碍则是张作霖。
1921年4月，张作霖邀请直系首领曹锟、国务总理靳云鹏及两湖巡阅使王占元到天津开会，主要商讨“征蒙”问题，张作霖称，外蒙在苏俄的怂恿下，漠视国家主权，必须出兵勘乱，而东北离外蒙最近，可由奉军担起平定外蒙的“重任”。
通常，我们总说曹锟是“布贩子”出身，行事颟顸，其实曹锟在做布贩子之前，曾做过几年私塾先生，旧学根基还是有的，后来又读过北洋武备学堂，说是文武全才也不为过。他当然知道张作霖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征蒙”固然是美好的说辞，而插手热河、察哈尔和缓远，则为现实的机要。但曹锟明知如此，却并不反感，因为曹锟的地盘主要在华北和东南，对蒙古鞭长莫及；再则，蒙古本来就不是直系的地盘，直奉联合不久，也不好一下子闹僵。外界风传直奉联合有如同床异梦，但即有“同床之谊”，就应当勉力维系，给些好处，正如上海密勒士评论报主笔鲍威尔所讲的那样：“我和奉张就像初婚夫妇一样，偶然拌几句嘴是免不了的，日子一久，我们的感情就会一天天浓厚起来。”同时，曹锟也并非没有所图，他提出的“反要约”是由直军接管陕西、甘肃。就这样，在天津会议上，直奉两系顺利达成了“分赃协议”。
1921年5月25日，徐世昌大总统郑重其事地将“征蒙”重任交与张作霖，随后又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兼“蒙疆经略使”，节制热河、察哈尔和绥远。其实早在直皖战争结束不久，也就是1920年9月，张作霖就通过北京政府，为奉系骨干人物张景惠谋得了察哈尔都统的职务；至于绥远，也略施小计，收入囊中----原绥远都统马福祥虽不是奉军嫡系，但其出任绥远都统之前，有意谋划甘肃都督，但因甘肃“军方”反对而作罢，而其出任绥远都统，曾得张作霖“提携” 之功，因而对张作霖有感念之情；再说，奉军精简邹芬率一旅兵力驻于陶林县（1954年，镶兰红联合旗和陶林县合并为察右中旗），可“遥望”马福祥所驻张家口，马福祥也难有动作，只得听命于张作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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