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取了“金镜头”大奖的《挟尸要价》照片遭到舆论的热议。议论的焦点在于记者该不该拿这张照片去参评：赞同者高呼：“这张照片最应该得奖！”“剥开画皮，直击这个民族丑恶的灵魂！”持异议者认为： “作者怎么能拿这张照片去参加比赛，我不知道你是为给自己争取荣誉还是怎样！”“这张照片也能得奖，真是新闻道德扭曲！”
图为打捞船正在打捞另一位英雄尸体。长江大学党委宣传部长李玉泉供图
李玉泉称获奖照片并非当时的完整场景。完整的场景应该是：两船合力将尸体牵引到岸边，捞起一具送到岸边一具，再打捞下一具,荡漾的水波显示船的划动。长江大学党委宣传部长李玉泉供图
媒体报道时用的图片说明：打捞船赶到后，船主陈某(船头着白色衬衫者)把打捞上来的一名大学生遗体用绳子绑住，以索要更高的捞尸费 真真摄 华商报照片
支持者说：对人性之“恶”的无情鞭挞，对人性之善的响亮呼唤
在我看来，“挟尸要价”最丑陋之人应是捞尸队的老板陈波，打捞三具尸体，他收下36000，却只给8个捞尸人一共4000块钱。如此暴利，皆因其他渔民被警告不得参与捞尸，否则就被砸船。从这里不仅可以看出捞尸人职业的尴尬和艰难，而且可以看出“江河生态链”。挟英雄尸体漫天要价，只不过是这恶的土壤上开出的一朵恶之花，那么这块土壤上还有多少恶之花？假如恶之花有生存的土壤，甚至这种恶还“百花齐放”，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就没有责任？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出现这样的恶之花是当地政府职能责任与道德理念的严重缺失和沦落。从“挟尸要价”事件到《挟尸要价》获中国新闻摄影最高荣誉奖，给我们太多的思考。应该说，对人性之“恶”进行无情鞭挞，对人性之善发出响亮呼唤，是《挟尸要价》的价值所在。《挟尸要价》的评委们不知是不是有了骂声也要评？这让我们再次想起《丑陋的中国人》，身为中国人，柏杨尖刻地批判中国人，让很多中国人百思不得其解。民族的自豪感与自信心，是一个民族始终挂在嘴边的信条与经文。但柏杨痛感中国人存在的种种恶习，他直率指出来，让中国人正视，让中国人有勇气面对。
痛感使人清醒，我们应该有勇气面对“挟尸要价”之痛。除了这种痛感，我们还有许多切肤之痛，有了痛处也要喊，也要正视，这才是健全的文化，包容的社会。（洪巧俊）
反对者说：建议组委会和评委会撤消该照片的获奖资格
新闻摄影作品的底线是真实。真实是全面的真实，有悖于真相的照片，哪怕在一幅照片中所占的分量微不足道，对新增的真实性而言也是很大的瑕疵。不可否认，这幅获奖的《挟尸要价》，其拍摄客体的没有异议，这样的新闻作品参赛在新闻职业道德上并非像反对者所指责的那样有悖于伦理。有人不理解，认为记者将这幅照片参赛不合伦理准则，当是一种误伤。
由此是否证明笔者赞同记者将这幅照片送去评奖呢？否！说不可以，并非出于照片反映的内容有伤大雅，或者用意阴险，而是不宜参赛。如所周知，《挟尸要价》照片是捞尸报道初期的产物，照片反映的图景真实可信，但照片的整体真实却值得商榷----照片的标题与照片反映的图景并不吻合。事实上，“挟尸要价”之说并不成立，渔民打捞尸体上来，并无挟持尸体，而是打捞队的老板先谈价格，打捞过程一度中断，也是老板授意，参与打捞的渔民并非真的如此冷血。《南方周末》记者根据调查事实为参与打捞尸体的渔民鸣冤，变相否认了“挟尸要价”一说的真实性。换句话说，当初的报道有误。新闻报道的及时性原则，不会苛求“挟尸要价”报道的记者和媒体。但是，记者拿初始的照片参赛，显然有些欠妥。毕竟，新闻摄影作品必须符合新闻真实性的原则，题图不符的《挟尸要价》显然违背了这个原则。网友评论说：“要价没错，但是不尊重死者尸体是很错的！而见死不救的谣传也使他们披上了狼的外皮。”
君子爱名，取之有道。新闻摄影评奖的异议较多，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摄影记者们的名利取向存在问题。《挟尸要价》的奖项，是否应该取消，以警示后来者？（刘海明）
分析者说：不妨将《挟尸要价》看作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标签
让情感的归情感，让新闻归新闻，这才是我们面对《挟尸要价》这幅作品时应有的理性态度。如果这张新闻照片的背景确如它的名字那样，公众有理由愤怒，因为船夫们索要天价“捞尸费”的举动已经突破了社会道德的底线，也违背了我们尊重死者的传统伦理。然而，必须要指出的是，让公众觉得反感与愤怒的，是“挟尸要价”的行为本身而非记者拍摄的这幅照片，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进而不分青红皂白地予以指责。
记录新闻现场是记者的天职所在，驱使他按下快门的，只是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本能的职业冲动和新闻敏感。新闻界自有其运行规律，新闻照片的取材、选景和构图的整个过程，也时刻受到新闻伦理和新闻规律的规范。从这一层面来说，记录这幕“挟尸要价”的记者和这幅新闻作品，具有专业上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而这张照片再国内各大专业摄影比赛中屡屡获奖，恰好是新时期的中国摄影开始摒除陋习、回归理性的标志。
另一方面，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记者拍下“挟尸要价”这一幕的瞬间，也记录了中国在社会转型期的另一个侧面。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这样一张照片，无论是事件本身，还是公众对这一事件的一轮，都能让我们以此管窥特定时代的社会道德状况和国民心态。从这一层意义上讲，《挟尸要价》这样一张照片恰好可以当作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一个标签。这张照片及其背后的新闻事件都不是独立的，而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细胞组织切片，让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真实的社会。（易艳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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