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人的信仰生活中，“李一”非一。这是个一生二、二生三的信仰与社会问题。就其宗教社会学的本质而言，它似在说明：信仰对中国人无用？！而神仙，却为中国人所喜爱、所追捧！如同《红楼梦》“好了歌”所唱：世上只有神仙好……那样。而一个只有神仙好的社会，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值得“不愿做神仙”的世人关注。
一．信仰无用，毛病出在宗教
曾经写过一篇文字，题名为《从“信仰危机”到“宗教危机”》，批评当下中国人的信仰多样，却大多局限于私人信仰，碍于自己身份、地位而无法公开自己信仰的那种“精神走私”现象。这篇文章强调指出，信仰越多，中国人越是困惑；信仰的社会实践与信仰对社会生活所能够提供神圣规范却一直缺乏。原子化的个人精神，垄断化的宗教资源，信仰成为私人偏好。于是，神秘的、巫术的、私人的信仰盛行，宗教成为体制中的存在。人们远离了体制宗教，近乎了私人信仰。得道高人、神秘治疗，方才有了对象和基础。
对宗教信仰没有兴趣，却对养生信仰兴趣极为浓厚的富人、权贵们，需要得道高人的迷津指点，才能进入养生模式，或者是共同制造一个信仰系统。这就其使信仰关系发生质变，变成一种具有依附性的信仰关系，宗教后退了，得道高人出场了。
严格地说，以李一现有的宗教身份，他是现今中国道教的领袖级人物。可是他的养生实践及其商业运作方式，却使他自己从一个宗教领袖的身份变质成为一个注册商标。缘由却是要以此方法来发展道教，弘扬传统文化。
二十年前，一位道长在美丽的西湖边上，曾对我语重心长地说过，道教是唯一属于中华本土的宗教，其他的都是外来的，包括孙中山的革命。你们应当致力于本土宗教，而非外来的东西。
可是，二十年过去了，道教发展的口径依旧没有变化，反而又长出了一个以养生为方便的发展模式。虽然就当代中国宗教的发展现状来说，目前中国的几大宗教，佛教的发展得益于地方经济，基督教基于信仰群体的生活实践、道教得益于传统养生理念等等，它们都说明了当代中国宗教的发展动力机制。这就是说，一个宗教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与发展，究竟是出自于宗教本身的神圣性，还是其他信仰关系的依附和要求。动力来源如何，它将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宗教发展的社会质量。
虽然，以养生作为中国道教复兴与发展的路径，这当然是道教内的事情，但在其功能与影响层面，却是值得深究的社会信仰现象。特别要指出的是，谁来养生？就是谁来打造的道教信仰方式。关键问题是，以养生为信仰的道教发展方式，如何能够成为国人普遍认同的信仰方式？普遍信任的信仰体系？无数的老百姓能够以养生之路去信仰道教吗？而就李一现象的养生信仰者来看，这种养生型的道教信仰者。多为权贵和富人。他们养的仅仅是他们自己，信仰的就只能是他们自己的身价与权势了。
二．谁在打造的巫术信仰
说到传统信仰，人们会说，这是一种生活方式，不仅仅是宗教。道教作为一种体系化的宗教，它的信仰方式却不完全基于它的宗教体系。李一所属的正一道，实际上就是以散居道士的身份来表达自己的信仰，并且以此来影响他的信仰者的。因此，其信仰方式是扩散的、个人的，其信仰是否能够得以实践，几乎要依赖于它所附着的信仰关系或信仰条件。杨庆?提出的扩散宗教，实际上强调的就是这种信仰关系对于现实社会关系的各种依附性。所以，这种依附关系的社会特质，就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制约着这种信仰的实践与表达功能。
近十年来，中国房地产与建筑业很热，房地产、建筑业与道教风水关系密切。中国人接触道教风水文化多了，有些商人与企业家也接受了道家思想。据说，商界以及企业界的许多大老，“皆为道商或佛道双修”，大多呈现了这种信仰方式。
在此背景之下，李一最初的信徒也多来源于一批商业与企业界名人。《南方人物周刊》的文章写道，北京一位商人说，李一颇有“总裁缘”。他每做一件大事，背后总会有企业家鼎力相助。缙云山道教协会副会长甘全也说，“福布斯富豪榜上很多人来过。”《中国企业家》的文中有相关报道，李一接触最频繁的圈子主要是企业界人士，翻阅缙云山道观中申请辟谷、养生者的长长名单，发现三分之二都来自企业。而在李一号称的三万弟子之中，其中有一半以上是属于富人阶层的中国企业家，多位名人如杨锦麟、王菲等以“弟子”身份名列其中。正是这弟子中的名人效应，无形中为其李一的经营与运作吹胀了泡泡。另外还有一些高级白领，樊馨蔓的好友马云，包括王菲、李亚鹏等很多名人包括凤凰卫视的杨锦麟都曾经到缙云山绍龙观，跟随其闭关清修。真可谓：“名人进香，李一成神”。
应该指出的是，在今天中国的精英群体尤其是富人权贵群体之中，确实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价值迷惘和信仰困境，而中国社会能够提供的心灵慰藉与价值关怀几乎被质变为成功学、关系学的市场模式。在此模式之中，他们选择的究竟是宗教信仰还是巫术信仰？抑或就是一个权贵与富人的俱乐部？休闲度假培训机构？
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就是这些富人权贵们的进香规模，依据传统的道教养生信仰，打造了一个得道高人，一个被其权贵富人所期待、所御用的宗教名人。好生之信念，是中国传统；上有秦始皇、汉武帝，下至庶民百姓，代不绝人，史不乏书。各种养生之术，充斥传统经典。它可以是文化传统，可以是宗教信仰，同时也表达为一种神仙方术。但是，谁来采用、谁来实践，则更是另外一个社会问题。秦始、汉武的巫术实践与庶民百姓的文化信奉，其间有着天壤之别。问题是，现代信仰方式，是否依旧如此？
富人造神，与神佑富人。这是其信仰模式的基本运作机制，而富人权贵用传统信仰来炫耀自己的财富，用信仰来炫耀自己的地位，炫耀自己能够享用长生之术，能够活得比别人更好，似已成为其信仰模式的基本内容，而财富则是这一切信仰的基础。
作为一教之宗教领袖，他应当是从宗教信徒中产生的，从无数信教公民的推选中产生出来。可是，一旦经由富人权贵包装、打造出来的神仙高人，其所推出的信仰模式就必须为其富人权贵负责，而他们之间利益共识为基础的共同建构，或者说是一种同谋的结果。
在当代中国多样化的信仰现象中，与此相应的是，曾经也有不少官员选择和信仰了这种巫术信仰。特别是在那些被处理的贪官背后，大多站立着一位能够指点信仰迷津的“大师”或“高人”。对此，我曾把它们称之为“官场迷信”或“精神走私”。而就其社会学本质来说，实际上这就是一种私人的、神秘的、但求个人功利的巫术信仰。同时也发现，在此官员、大师或高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建构的利益共识与信仰关系。大师或高人为其提供私人性的关怀方式，而官员则为其提供成本华贵的信仰条件。而今由富人权贵打造的李一信仰模式，可说是与此如出一辙，异曲同工。只不过是在官员与大师的双重关系之中，如今增加了富人权贵的系列，被建构为官员、大师、富人的信仰关系结构，三足鼎立。
这就使正一道士的信仰建构与信仰实践，更加具有依附性的信仰特征。而这依附型的信仰关系则会给这种信仰提供制约的无形功能。这就是说，信仰的依附性，会导致信仰会依附在它所依附的社会关系之上。而这种被依附关系则决定了其信仰的社会功能。它依附在富人权贵的利益关系之上，就会被建构成为富人权贵的信仰模式。所以，在这些权贵、富人的信仰模式之中，养生成为养身，神仙信仰成为宗旨。而古往今来，有资格与神仙游者，都是达官贵人，从无庶民百姓。显贵的信仰群体不仅仅是对于神仙的信仰，打造的正是得道高人所需要的神仙的信仰模式。
如果说，官商乃至权力与资本的合作，是我们这个社会经济发展最大的主旋律， 官商勾结则是开放社会的最大障碍，而官商教的三方合作，官神整合、商神同构，则使公权力关系、商业资本扮演了信仰角色，而使富人权贵承担了宗教实践的功能。换言之，信仰关系的依附性，导致信仰表达方式的依附性。信仰依附的基础不改变，信仰的作用也无法改变。它会以信仰所依附的对象为基础。更是无法使其信仰进入公共领域、社会实践，成为社会信仰的一种方式。
三．养生成为信仰怪招
以信仰为基础的养生，其实就是一种宗教治疗方法，其他宗教也常有此法。作为各个宗教的信仰方法之一，本来无可厚非。然此仅为信仰方法之一，尤其不能被视为一个宗教发展的基本方法，更不能视为唯一的存在方法。否则，就只有治疗之技术，而无宗教之信仰了。依宗教学理论来说，偏重于宗教之“术”者，无疑就是巫术。
道教信仰之养生哲学 内涵很是高深，但作为一种信仰方式，却要求信仰者去实践和表达的。如果仅仅是一两个高人，大师的密授，依靠商业经营和媒体炒作，这就以宗教高手与市场顾客替代了真正的信仰者了。
在此信仰关系之上，宗教高人手中那所谓的超验力量就被人格化了，人格化成一个个神秘的高人、特异的宗教治疗师。人们只有遵守这些高人、神秘的宗教治疗师的命令、训诫、商标……人们才能获得养生的宗教特权。所有的道教信仰者只能是依据一两个神秘大师的指点，才能获得道教信仰者的资格。于是乎，道教信仰就转换成为对一两个大师、高人的信仰和崇拜。而这些神秘大师、得道高人的个人技术，就成为道教发展性命攸关之事了。
而依附性信仰模式中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依赖于这种信仰中的富人权贵或者“高人”。所以，成仙者才是道教的虔诚信仰者，无法养生、或者是无法承担这一养生成本者，则只会质疑你的信仰方式和信仰成本。可是，这样的宗教信仰模式，如何能够健康发展呢？
信仰的依附性，能够依附高人，能够依附权贵，但就是不依靠自己的道德实践。一般而言，依据巫术的神医是没有规范的。社会的不确定性，信仰的神秘性，两者之间是相互建构的。非法行医？巫术与医术，同为神秘信仰的传统之一。造神的传统。对人的崇拜，替代了宗教上对神的信仰。没有规范，依附现实关系而表达的信仰，就难免要出错。
我在香港曾也见过一座著名道观中，信仰者排队接受宗教治疗的现象，很有秩序，也有规矩，社会上也没有批评他们以教敛财的现象。因为，那是以宗教社团作为管理规范、具有现代管理规章的道教治疗机构。
这说明，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传统养生术，主要的问题在于，不是它的宗教治疗方法，而是因为它把道教信仰的条件商业化。谁要信仰，首先就付钱。这样，信仰被等同于买单。既然信仰者要首先买单，那么，信仰者的条件就很可能被出卖。信仰的终极性与神圣性在哪？把一个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道教信仰体系，简单化为只能以养生为发展路径的信仰体系，把传统文化定义的真善美内容转换为道教之养生，这就难免以偏概全。至于道教养生，仅仅是一种技术，一种信仰实践的方法，而难以把它们终极化。如果一定要终极化的话，那就是技术的、具体的、甚至是巫术的信仰方式。一旦养生无效，养生成本太高，道教信仰的生命力也就枯竭了。把一个宗教信仰体系的发展命运系之于养生之术，其信仰模式不得不呈现为巫术特征或巫术倾向。
如果说，中国人“被信仰”，出自于公权力对信仰资源的垄断，那么，中国人刚刚开始能够自由选择的信仰条件“被出卖”，则出自于信仰之商业化与低俗化。一个被垄断，一个被买卖，中国人还有自己的信仰吗？
四．巫术盛行，问题在于社会
一位网友的批评很是深刻。他说：“一个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的“老赖”，摇身一变成为横跨政商教三界的社会名流，一个本无任何宗教身份的人，在缙云山修道观、收门徒，土地是怎么获批的，资金怎么获得的，均信息不明。在一个公开透明的社会里，李一其实很难做到这些。社会越公开，舆论越自由，社会秘密就越少，通过制造神秘来达到某种目的的运作空间也会越小。”
实际上，各种信仰模式的社会学实质，均等同于一个社会的结构，或者说，信仰模式与社会结构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同构性。如果一种信仰方式具有一定的社会共享结构，其信仰不仅仅是私人的信仰方式，不仅仅是宗教高人所能够掌控的神圣资源，那么，这一信仰模式便会是所有信仰者能够普遍认同、参与、实践的信仰模式。为此，这一信仰的领袖就不会具有那样大的宗教特权，而信仰的民主与社会的实践方式，则会使这一宗教领袖不得不承当为所有信仰者服务的责任，而非简单的领导，甚至是变质为宗教权贵。
因此，宗教社会学强调信仰结社和信仰表达的社会化与民主化，期待与努力的则是信仰生活的民主和宗教发展的理性化。因为，唯有社团化与体系化的信仰方式与信仰实践方式，才能够使宗教领袖的功能限制在为信教公民或信仰者群体的服务者层面上。即便是宗教领袖也无法对信仰者指手划脚，颐指气使，而只能是信仰者团体中的一名普通信仰者而已。所谓信仰面前人人平等，这才有可能。
常言道，道可道，非常道；众生信仰，方能建构成“道”。就是这么一个宗教信仰体系，怎么就会变质为一两个高人、大师经营的养生基地？众生即道，怎么就会蜕变成为少数权贵、富人的养生之道呢？而官场、市场的巫术信仰，依旧能够影响社会，使社会追随着市场、官场及其交换方式的同时，也在极大地影响与左右着整个社会。这种信仰方式，阻碍着现代信仰的建构。市场与官场的巫术信仰方式，是左右着中国人的最基本的巫术。社会追逐财富，富人给你造神。财富与神灵，中国社会的两大巫术。问题在于巫术信仰，毛病则是因为社会结构的狭小以及社会信仰的缺失。我们这个社会，无法把一种信仰模式给予社会化的实践，提供一个公开的实践空间。而只能使信仰成为私人的、神秘的、巫术的信仰。
“成为你自己，信仰你自己”。这是李一常用的一句话。表面上，这是他提倡的，认为“道”的修炼，在于希望你认识自己。然而，自己如何信仰自己？而李一所希望“信仰你自己”的人群，就是那些“以企业家、企业家父母或家属、海外大学教授、医生、官员、高级白领以及富裕的退休老人为主”。唯有这些人，才是他的信仰者，而他才愿意成为这些特殊人群的被信仰者。
而李一对自己的信仰，则是把自己看作为真善美的化身，其信仰法则是把他这“个人”扮演成为神秘的宗教“高人”，以个人的能力替代了对超验力量的信奉。以此为前提，每一个信仰自己的人，在他们自己觉得还能把握自己的时候，他可能会相信自己；可是，在他们自己无法把握自己命运之时，他只好去相信一个高人，信仰一个等同于神的人。这个人，就是象李一这样的神秘高人。其信仰模式的基本特点是，把对人的信奉视为对神超验力量的事奉，而个人的地位与权力就成为了最好的信仰替代品。
这样，信仰就不是规范，而是养生成仙的条件。信仰依人而行，信仰条件因人而异。“我命在我不在天”的教义，其中的选择与信奉方式，也会因个人的条件不一样，而有不一样的表达结果了。为此，如何信仰你自己呢？信仰是个人的，但信仰的实践与表达，却不是个人的事情了。不过，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呢，它不但无法为这种神秘的巫术的信仰纠偏提供之可能，却使信仰条件因此而出现了变异，出现了信仰关系的贫富分化现象。
五．信仰关系的贫富分化
依此前媒体的正面报道，无可讳言，李一是被权贵、富人和媒体捧红的。作为一名宗教领袖，他无法从信教公民中产生，而只能通过权贵、富甚至学者的利益共识与相互建构，这种宗教领袖何以言之？不是出自于信仰者中间，不是出自于信仰者的推选，这种宗教领袖吾等何言之有？时下里对此类宗教领袖的批评，多有如此三种类型：权力型的宗教宠物，商业化的宗教宠物，媒体性的宗教宠物；与此相应，中国人的信仰游客分出几种类型呢？权贵的信仰、富人的信仰、穷人的信仰、秘密的信仰……。长期以往，神圣的信仰还能为中国社会提供交往的价值基础和精神资粮吗？适得其反，这种信仰关系的分裂与逆变，信仰反而会成为社会认同的障碍，而不是媒介与桥梁了。信仰的虔诚与选择，原本没有富人与穷人之分，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相对于那些巫术信仰者来说，似乎富人才能去信仰。富人傍大师，大师傍富人。富人大师构成了一道信仰交换关系。关键的是，中国人建构起来的信仰关系或神人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交换的、互惠的关系。大师代表了神圣，他们之间构成了一种交换与互惠的关系。同时又因为大师的门槛很高，穷人无法进入。而大师又是依靠富人建构起来的，富人的巫术信仰也同时来自大师。因此，信仰关系的巫术化，人际交往关系的神秘化。似乎这个社会唯有富人能够得救，大师才能拯救世人 。
信仰关系的依附性，导致了道教信仰的依附型。这些依附关系的发展与否，直接制约了道教信仰的发展。道教信仰不过是这些被依附关系身上的一付皮毛而已，它如何能够左右这个社会的健康？所以，李一的主要服务对象，就是社会中的所谓成功人士，权贵、富人、能够支付高额养生成本的那些人。
富人权贵打造了神灵，神灵保佑富人；而富人却又左右了神灵。于是乎，各种信仰关系，仅仅是依附于信仰者的地位、身份与权力，缺乏信仰共同体的弥补和粘合。越是信仰，越是中断了人们之互动与交往。在钱权交易、教商合作，在官场、市场比比皆是、宗教信仰也市场化、官场化的情况下，富人信仰与权贵信仰，都不会是社会共享的信仰，只能是一部分特别人士的信仰。权贵信仰出自于官场的不民主；富人信仰，则是出自于市场的不规范。从此而言，市场与官场的不规范、不民主，乃是巫术信仰、精神走私的基本原因。既然是特别人的特别信仰，那么，一般中国人也就难以理解、认同他们的信仰了。
结合眼下中国人仇富、仇官的普遍社会心理，恐怕这种权贵、富人式的信仰方式，只能给中国人增添一层更深更难以消除的怀疑心理，从仇富、仇官心理，蔓延成为对所有信仰的不信任。贫富对立，信仰关系也在分化。无法认同的信仰，无法共享的信仰。你信你的，我信我的。信仰成本太高，在贫富之间挖出了一道鸿沟。
信仰的意义被消解了。信仰的分化，会使唯一能够粘合社会分化的共享价值系统再次被消解了，进而出现令人担心和忧虑的“信仰分裂”与“信仰无用”。既然是富人才有信仰，穷人没有信仰，穷人就会在仇富、仇官的同时，更加强烈地反对权贵与富人的信仰，进而进一步加深了贫富之间的分化，最后使信仰成为阶层认同之墙，使碎片化的社会认同遭此巫术信仰的再次割裂。
六．中国人亟需一场宗教学启蒙
通过养生技术来发展道教，是一个问题。然而，如果是宗教信仰，偏重于养生技术，难免就会走偏，成为以技用术的信仰模式。
可是，这样的信仰模式对现代社会、对于中国人有什么好处呢？养生成功者，可以做个很健康的人。也许，我们还可以设想，人人都是成功的养生信仰者，进而就会使整个社会都是成功的健康者，因为它是由一个人一个的交往关系构成的，那么，这个社会就会成为一个健康的社会、这个社会就会宇宙和谐、人人和谐？
其实不然。这只是一个貌似有理的论点。社会要大于个人之和，有如整体大于部分之合。一个合格的汽车部件，如果没有一个整体的设计理念，即便是把一个质量合格的车轮，错装在汽车的方向盘上面，这部汽车还是无法驾驶。所以，一个原子化的养生成功者，也不会为社会的建设提供信仰基础。其主要的问题是，如何使其养生信仰健康地发挥功能，进入社会规范性的管理，使私人信仰建构成为社会的信仰。而在公共的、社会的宗教生活很缺乏的情况下，宗教治疗技术很容易出问题。
富人与权贵的巫术信仰，只是在信仰自己而已；他们所打造的神，本质上是把自己信仰成为神。其本质上还是依赖财富、权力的力量，它试图继续使中国人相信，财富与权力依旧能够造神，打造“有钱能使鬼推磨”的现代版本，即有钱能造神，神佑有钱人。正可谓，古有神道设教，现有权贵造神。
值得指出的是，这种信仰模式，乃是无法建构一个道德规范的信仰体系的，大抵就是一种巫术式的神秘信仰。这种信仰对象在中国人看来，不是一个神圣的规范，而是彼此之间的交换关系、互惠关系。
目前，中国人的信仰多样了，但是，不同的信仰，不同的信仰方式、不同的信仰依附关系，极有可能使中国人陷入一种什么信仰才是最可靠的困惑之中？而这种困惑又无法使信仰者自我独立解决。因为，这些信仰关系所依附的关系，不是公权力，就是权贵们的利益所在，或者是投资者的资本目的，他们的困惑也被这些关系所深深地渗透进去了。既要为信仰所迷惑，又要为信仰之依附关系所制约。
面对权贵资本任意支配社会资源的弊端，商场与官场的影响，除了让人们服从一些空洞无物的政治符号和伦理标准之外，人们并无其他良策。对巫术治理的神秘崇拜，乃是历史上政治权力崇拜异化为神圣信仰及其崇拜的崇拜惯习之一。到头来，所有权贵与富人所打造出来的神，都会成为建构当代中国信仰中一个失败的象征。虽然当代权贵及其理论代言人极力推崇国家信仰及其价值观，但官场与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仇富与仇官的时候心理、贫富之间的分裂却也越来越明显，促使它们日益脱离了它所治理的社会，使整个社会一直匍匐在权贵资本的脚下。于是乎，人们只能感慨：中国人有信仰；但是，信仰对中国人无用啊。
当我们感慨中国社会没有信仰的时候，我们怎么看不到这种左右中国人的巫术信仰方式，同时也还看不到各种信仰方式的冲突，它们难以建构中国社会的普遍认同？信仰类型、信仰分化以及信仰认同的问题，已经是当代国人刻不容缓、值得关注的大事情了。信仰条件的富贵化，世俗化，官方化，它们还能被称之为信仰吗？ 当宗教成为权贵与富人们的娱乐节目之时，它们还是宗教吗？
宗教本不分高低中外，信仰则有古今公私之辨。
当代国人的信仰模式，应当就是公民信仰权利的社会实践。因此，创建当代国人民新的精神体系和信仰模式，首先应从公民权利和信仰自由入手。中国再不需要新的造神运动了，而富人与权贵所造之神，而其信仰的局限性就在其中。至于中国人的新的信仰体系，应该并不复杂，那就是信仰自由、宗教自由、公民权利与现代宪政原则，在摆脱了权贵垄断与商业资本的双重制约之后的自由整合。
而当代中国人亟需的宗教学启蒙，就是这一整合的基本前提。它会告诉人们，什么是巫术，什么是宗教；什么是传统信仰关系，什么是现代信仰关系；什么是现代社会的宗教实践方式。它会最后告诉中国人，什么是公民社会、以及公民社会亟需的公民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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