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八日，林彪按照预先的安排，在中央常委中率先发言，从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开始，危言耸听地大讲“防止政变”的问题，制造中央内部有人搞政变、颠覆的恐怖气氛。然后，他又对毛泽东大加吹捧，说：“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还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林彪的讲话随即成为会议的主调。与会者人人自危，纷纷在发言中对照林彪的讲话，检讨自己对毛泽东的态度，同时对彭、罗、陆、杨群起而攻之，唯恐不能划清界限。会议的气氛非常紧张，形成人人过关的场面。多年赋闲在家的元老如朱德因不明底里，在发言中走了题，被责令“脱裤子”检讨，招来众人围攻批斗。
五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央常委中第二个发言，谈了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这是周氏在文革发动之初，在党的正式会议上的首次发言。与林彪的讲话相比，这篇讲话，尤其是第三部分，虽然语不惊人，但实际分量也很重，给与会者不小的思想触动。同时，它透露出周恩来晚年的政治心态，成为解读他在整个文革期间内心世界及其基本政治态度的一把钥匙。
周恩来在发言中表态拥护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和为清除政治隐患而对彭、罗、陆、杨所采取的措施，宣扬对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毛是有预见的，早就有感觉和材料，抓得准，抓得狠；并联系彭真等人当年在延安整风中“整别人不整自己，个人主义极端严重”的表现，用“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之”的道理，来说明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思想原因。
周恩来还在讲话中阐述了毛泽东不久前提出的“剥笋”政策──不断清除党内出现的修正主义分子，像层层剥笋一样，剥掉他们，说：“要有信心，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坚持不懈地采取剥笋政策，世世代代传下去。”
“保持晚节”是周恩来通篇讲话的中心，话虽不多，却是他在审时度势之后所精心选择的话题，刻意向毛泽东所作的内心表白。他表示：“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销。”为了表明自己的坚定态度，周氏甚至提出：“盖棺不能定论，火化了也不能定论”，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因为这两个人在最后关头都经不起考验，变成了革命的叛徒，瞿秋白临死前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而李秀成在被俘后向清廷写了“自述”，全都背叛了自己的信仰，所以“这些人都是无耻的”。
“保持晚节”问题本来是毛泽东首先提出的。自五十年代中期以来，毛日益感到他的主张在党内曲高和寡，不为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所以挖空心思地祭出了这一武器，专门用来对付中共党内高级干部中在思想上日益严重的离心倾向。他在各种场合提醒党内老同志要保持“无产阶级晚节”，过好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甚至还刻意从中国古代典籍中引经据典，用《诗经》中“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来强调一个人保持晚节是最难的。文革前夕，毛更进一步在这件事情上做文章，对史学界评论李秀成自述一事，亲笔批示：“晚节不忠，不足为训。”
毛泽东的这种敲打，在中共党内的高级干部中产生了很大的作用。一时间，人们纷纷以此来自律互勉，唯恐在跟着毛干了大半辈子革命后不能保全自己的晚节。像军中老帅叶剑英就在批罗瑞卿的会议上有感而发地说：“行百里者半九十。晚节末路之难也如此。罗瑞卿同志的晚节不能保全，对我们是个极大的教训。”
不过，要说党内高级干部中在思想上对此受触动最大的还数周恩来。他一直把在政治上保持革命晚节和忠于毛泽东本人联系在一起。这和他深受中国儒家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包括其中的忠君思想，内心深处对毛的尊崇、敬畏乃至感戴之情，都远在一般人之上。实际上，自延安整风以后，他就开始自觉不自觉地用事君之道来处理与毛的关系，尽心竭力地侍奉他。在重庆谈判时，他忙里忙外，除了参加与国民党的谈判外，还充当了毛的“大警卫员”，对毛照料得无微不至。
建国以后，周恩来更是身体力行。而骨子里帝王思想浓厚的毛泽东对这一套搞法也怡然自得，在中共立国以后，更是处处摆出一副君临天下、舍我其谁的架势，独断乾纲，一切以他的意志为转移。这种本来是封建社会的传统和风气，却在中共党内借尸还魂，大行其道。在党内高级干部中唯毛独尊，一切顺从毛的意志，早已相沿成习，无人不恪守遵行。应该说，中共党内风行这种君臣之道的搞法，周本人是带了头的，实难辞其咎。
对此，周恩来认为并没有什么不妥。在他看来，在政治上忠于毛泽东，虽与中国历史传统中的忠君思想有某种相似之处，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毛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是中国革命的历史形成的，是在近代饱受屈辱和挫败的中国人为了尽快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作出的历史选择。因此遵从中国人民的这种选择，乃是天经地义的，是历史的需要，是人民的意志，而不是什么愚忠。
更何况毛泽东还是周恩来一生理想和事业的旗帜，正是在毛的领导下，才成就了革命大业，才有了他今天的一切─作为泱泱大国的总理，在内政外交的舞台上显露身手。周氏曾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自己的这种内心感受。因此，忠于毛很自然地就和他全部的政治信仰，诸如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理想等联系在一起，并成为其中最高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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