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有体制下，退休就意味着从体制中淡出，由于权力社会的“屏蔽”作用和通行规则，造成了体制内外的强大反差，俨然成为两个不相容的社会系统。因此，体制内官员们退休后的言论往往能在社会上搅起波澜，并成为公众了解现体制的一个“窗口”。最近，两个官员的退休及他们在退休之际的言论撩拨着人们敏感的神经，这两个风格迥异的官员的言论，也在公众中引起了截然不同的反响。他们分别是招商局的掌门人秦晓和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事实上，他们两人所凭依的是两种话语体系，在这两种话语体系的交锋中，折射出的是公众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期望。
今年8月23日，是63岁的秦晓正式卸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而就在卸任的一个月前，他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应届毕业生们进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思想启蒙”，这是一次关于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问题的精辟阐述。可以看出，解甲归田的秦晓已经转变为公共知识分子。他说：“公共知识分子不应沉默，要用自己的良知担当起社会的责任和时代的使命。”而他在任上时，对于国有体制一直有自己的理解，拒绝“官商”标签。在香港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当国资委一位官员发言后，当与会人员就这一话题展开争辩时，秦晓的一句“你们国资委本身就不伦不类”让在场的人们领略了他的“风采”。对于秦晓离任之际的言论，社会上好评如潮，而对他由国企“掌门人”向公共知识分子的华丽转身，人们更是交口称许。但10天后，他的顶头上司卸任后的即席演讲，就没有得到同样的礼遇，尽管他在任上兢兢邺邺，这辞辛苦，甚或是在某种语境中的国家层面已经做出的傲人的成绩，但他的政绩却鲜有人民的认同。这让其显得尴尬异常，面对频遭质问，他并没有做出正面的回应。其实，他的表述只是他从政历程的真实表达。他说：“我自己评价自己是一个忠臣，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事业，为党、为国家、为事业无怨无悔。”究其原因，这其实是两种话语体系的交锋，它们分别代表的是权力社会和公民社会。
从李荣融走马国资委开始，共在任上经历了七年，而这七年是国企业绩最好、公司治理最有效的七年，同时也是国企备受指责、民企空间被压缩得几无立锥之地的七年。2009年中央企业实现利润9227亿元，税后利润6815亿元。而2010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421亿元，加上上年结转19亿元，可安排收入440亿元。但财政报告显示，这些收入基本上都是用于国企自己。而真正将其调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的支出，只有10亿元。这么多的钱，就交出来400多亿元，基本上还是在国有企业内部循环，这就很很难让我们对国企的作用进行正确的解读。似乎，它与人民无关，如果有关的话，只能说因为它的存在，人民的生计愈发艰危了。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国企垄断集中度的提高，也让民企和国民遭受了莫大的痛苦。我们的电价是西方的十倍，网费是韩国的120 多倍等。
老子云：“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这从历史上也可以找出无数的例证。如南宋时期，政治昏暗但忠臣迭出，而文景时期政通人和却少见忠臣的影子。李荣融的“忠臣说”在一定程度上与老子所言是有交集的。众所周知，国企的奇的大方和层出不穷的腐败也一直屡受诟病，有人甚至把它比作“权贵的免费午餐”。比如去年7月曾发生“中石化大楼1200万元天价吊灯”事件（中石化澄清说一个吊灯只花了156.16万元）；2008年2月，中国铝业公司联合美国铝业公司以14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力拓英国上市公司12％的股份，8个月就浮亏100亿美元事件；2008有 100余人涉案的云铜集团系列职务犯罪案件。而最近披露的一个案件更让人吃惊，中共天津市委原常委、天津滨海新区管理委员会原主任皮黔生在1996年至 1998年2月，皮黔生在担任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期间，滥用职权擅自决定由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有限公司出资购买无实际资产的天津星运（集团）有限公司股权，造成国有资产人民币2．2亿元的损失。……所有这些都说明，国企已经名实不符，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异化为权贵掠夺财富的工具。看来，国企已经与人民渐行渐远，李荣融的“忠臣说”还是很诚实的。因为国企从来就没有为民众提供福祉，这和国资委的监管理念上不无关系。
秦晓拒称“官商”是有道理的，这根源于它对国有企业性质和作用的洞察；李荣融自言“忠臣”是诚实的，因为这本来就是对现体制一种正常解读，而且他本人也是言行一致的。那么国企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所谓国有企业，所有权当然归国家所有，企业法人只有经营权、使用权等权利。既企业法人与国家是一种信托的关系。那么国家是什么呢，国家就是我们每一个个人。在这种角度上说，它和全民所有并没有多大的区别。由此可以看出，秦晓与李荣融在对国企的认知上是皆然不同的，因此他们的话语遭受的两种境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也许，李荣融的困惑是体制内的人们普遍存在的。他说：“为什么国企搞不好的时候你们骂我，现在我们国企搞好了你们还是骂呢？”从表面上看，李荣融的 “三个忠于”中不提忠于人民，是一种对国企归属和性质的误读，被冷落的人民自然会有话说。但从另一个方面上看，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人们对国家、人民与国企的关系的重新认识，迫切要求政府对国企的经营目标作出调整，让它回归到正确的路径上。
当然，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一次因两位官员退休后在社会上形成的思想交锋，是两种话语体系的冲撞激荡，真实的反映了人们对民主的诉求，对公民社会的渴盼，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希冀。我想，这也许是我们国家的希望之所在，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正在经受着一场公民意识的“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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