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老舍、傅雷和卞仲耘文革期间被害真相

揭开老舍、傅雷和卞仲耘文革期间被害真相

资改派的凡是派黑笔杆为了配合妖魔化文革的宣传，不断制造出一个又一个所谓冤案， 把文革中出现的罪恶现象全部强加在毛泽东身上。

卞仲耘是文革开始后第一个被殴打致死的女校长， 本来这是一个清算毛泽东所谓罪恶的最好案例，可是右派在清算文革时却不清算当年打死卞仲耘的凶手。所有当事人都不敢公开揭露打死卞仲耘的凶手正是走资派子女的事实，走资派子女直接参与了殴打卞仲耘致死的惨案。直至现在卞仲耘的丈夫投诉无门， 使这一惊天冤案至今无法昭雪，凶手依然逍遥法外。

老舍的自杀同样是惊天冤案。老舍之死同样是走资派子女所为，殴打老舍的凶手与殴打卞仲耘的凶手一样至今仍然逍遥法外。反毛汉奸三十年来为了清算毛泽东挖地三尺寻找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所谓滔天罪行，他们不断宣传老舍死于文革， 他们却不敢公布直接参与殴打老舍的凶手的名字。所有证据显示，这些凶手不是拥毛的造反派，这些凶手是反毛走资派的子女！老舍投湖前读了一天毛泽东诗词， 老舍死不瞑目啊！ 他至死也没有搞明白他会是喊着毛主席万岁的反毛走资派的牺牲品。见附件一。

那么为什么走资派的子女如此残暴地对待卞仲耘、老舍和傅雷这些党内外知识分子呢？ 看看x在他的检讨书中是怎么说的吧：

x：。。。在五十多天的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发生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的对立现象，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

下面是老舍、傅雷和卞仲耘的死亡日期， 这正是x承所承认的----五十多天的错误----！

老舍自杀日期： 1966年8月24日

傅雷自杀日期： 1966年9月3日

卞仲耘被打至死日期： 1966年7月31日

毛泽东在他的大字报中是这样揭露和批判的：

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攻革命左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是清除党内新生的资产阶级当权派， 谁是当权派呢？某些人长期以来背弃宪法搞资本主义自由化，三自一包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化的雏形， 他们编织了拥护他们的权力网， 早已渗透到公检法及其政府机关各个领域， 官僚腐败开始在中共内部蔓延。 这种官僚和腐败我们可以在文革经典电影---决裂---和---春苗---中可以看到。虽然这种腐败和官僚与现在中共无法相比， 但是， 毛泽东为了维护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 为了维护宪法的尊严，坚定地发动了反对资本主义和封建残余思想的文化大革命。

走资派把矛头对准老舍、傅雷和卞仲耘这样的知识分子， 把矛头对准党外人士对准地富反坏右，其根本目的是转移目标保护他们自己及其党羽！

毛泽东去世后， 资改派独揽大权， 将文革中的所有罪恶现象都推到毛泽东身上， 开始了毛泽东极力反对的资本主义私有化复辟。 正如毛泽东所预言的那样：中国共产党搞修正主义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法西斯主义。

最后， 我们再一起看看毛泽东对当今中国的预言吧：

毛主席(1958年)在井冈山和当时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的谈话今天读来，发人深省: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就不安稳了”

毛主席还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

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广龙

2010年9月15日

附件一

胡絜青口述：老舍投湖前读了一天毛泽东诗词

作者：傅光明

核心提示:老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拿上一本《毛主席诗词》就出去了。走到院里，他见四岁的小孙女在那里玩，还把小孙女叫到面前，拉着孩子的小手说，跟爷爷说“爷爷再见”。天真的孩子哪里知道这是和爷爷的永别?还真的说了“爷爷再见”，并向她爷爷摇了摇小手。老舍出门后，就一直往北走，走到太平湖边，坐在那里读起了《毛主席诗词》。整整读了一天，天黑以后，他头朝下，脚朝上投进了那一汪平静的湖水。

胡絜青，1905年12月23日生，满族。原名玉贞，笔名燕崖、胡春，号洁青，北京人。193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自幼酷爱文艺，嗜绘画书法。曾受著名画家汪采白（汪礼祁）、杨仲子、孙诵昭影响，1938年结识齐白石，1950年正式拜师齐白石，深得教诲并受器重。1931年与舒舍予（老舍）结婚。

胡絜青访谈录

傅光明:您记得老舍先生当时是以一种什么心情来参加“文化大革命”的?

胡絜青:老舍觉得“文化大革命”是沾着“文化”两字。最先的时候一直也没有找他，然后在对过儿----全国文联，他打了两次电话，人家都没给他回信。到后来他就给北京文联打。文联那时已经进入解放军，知道解放军吗?解放军那时候就是一种误会，“啊，你出来了，我们欢迎你”。这样呢，第二天来车接他，就去了。去了之后，正斗萧军，没完没了地斗萧军，他就在旁边听着，听回来我就问，这是斗什么?他跟我说，不是按照文艺，竟说他家里头的婚姻事务、爱情，唉呀，没完没了，都是小事情。天又特热，后来解放军就说:你呀，改天来听，下午他们都要写大字报，你也甭写，就回去得了。没想到回来之后呢，自己吐血，吐了一痰桶血，我就害怕了，就直接给送到北京医院去了。我去看他，他问我现在怎么样了，我说形势越来越扩大，把“四条汉子”已经揪出来了，让他们穿上大坎肩儿，上头呢是白字。老舍听见就一直皱着眉头，没等着我让他回来，大夫也没答应他回来，他自己就在7月31日回来了，他说在这期间正开国务会议，国务会议时还是要去。

傅光明:老舍先生回家以后，跟您说过些什么吗?

胡絜青:说为什么写话剧呢?因为不管认识字不认识字，对新社会、新事物，他一目了然，完全立体地看。所以就拼命来写现在的东西，我想我没有什么问题。因为那时候已经知道了，在清河已经把学校的教授和中央直系的700多人拉到清河，没有老舍。在北京饭店圈着五六百人，也没有老舍。老舍说没有我，我也有必要参加，完了之后，我知道“文化大革命”怎么回事，我好写。后来，他也没听我的话，二十几号他又去了，正赶上文联有坏分子挑拨说，把牛鬼蛇神都戴上牌子，上国子监去烧戏行头。因为他是算陪绑的，他在紧后面这一排，前一排是戏剧武把子这一班，正在后院住，他们整个出来，就拿十八般武器呀，把人打了，紧后头一个女孩拿了一把宝剑在后面，把老舍脑袋劈了，就流血了。之后，还要继续带到文联去，牛鬼蛇神都得斗。到了中午，他已经回不来了，就打电话告诉我，现在还有事情没完，不能回来吃饭了。到了晚上，说要继续开会，我不能回来了。等到夜里11点多钟，一个不认识的人给我打电话，说你尽快来吧，把老舍接回去。我问去哪接?上西单牌楼。他也不说西单牌楼在哪儿。

我一看情形非常不好，公共汽车也没有了，无轨电车也没有了，我就顺着王府井大街一直走，碰着一辆三轮车，蹬车的是个老先生，我跟他说，现在有一个老先生在西城开会，没有车，回不来了，我去接他。他很瘦，你的车上可以坐两个人，我搂着他就能回来。老头同意了，可我怎么找也找不着老舍。后来去了派出所，红卫兵还把得挺严的，但派出所民警好多都认识我，因为我以前做过陪审员。他们说，您先等一等，我们先打电话给文联。等到一点多钟以后了，才说可以回来了。

我始终就没见着老舍在哪儿。我就坐在一进门的一个长凳子上，里面有个小套间，然后他们就说，您可以把老舍接回去了。我进去之后，看见老舍在一个空桌子上拄着脑袋，头上用白绸子蒙着，全是血。见着我，我说，我来接你。他就使劲攥着我手。我就搀着他出来。我坐在三轮车上头，让他坐在下头。我搂着他，才回去的。

回去之后，我就怕出意外，他的卧室和书房是一个套间，我把剪子、小裁纸刀什么的都拿开。老舍说，你睡你的，我该休息了。一句话也没说。第二天早上我拿着棉花，把他头上的白布打开擦血，擦身上的血。他把衣服换了之后，说还得继续去单位。我说，你无论如何不能去了，你在家好好休息。他说，不行，我还得去。这事情我得说清楚了。我要跟他去，他说，你有你的工作，你的画院也有“文化大革命”。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说得很坚决，要单独去。没想到，我刚出去没有五分钟，他就夹着一个包儿，跟舒乙的小女孩，才四岁，说，爷爷要出去了，再见!跟她握握手，就出去了。然后就再没见。

后来夜里11点钟，也是一个陌生人给我打电话说，现在没有公共汽车了，你赶快上太平湖。我一听，知道不好了，就拿着工作证、户口本、钱，坐着无轨车，到太平湖。这是一个不收钱的野的公园，没有框，什么也没有，我就摸着黑进去，也没有灯，走了一半，有个灯光，一问呢，是养鱼场一个老头。我问他，是不是有人在这儿投河了?他说，白天，有一个老头，以为是退休的呢，他坐在椅子上不动，拿着毛主席诗词一直念了一天。到了晚上之后，没人了，他自己投河了。投河的时候可能是两只腿站在岸上，头浸下去了。

这个养鱼的老头带着我过了一座小桥，他的衣服挂在矮的树棵子上了。看地上，是一个席子，露着两只脚，没看见头，两只鞋是同升和千层底的布鞋，鞋底子完全是白的，袜子也是白的。我在那儿借的电话，找文联，对方说让我等着，待会儿来车。后来来了四个杠夫，一个透明的玻璃棺材。老舍的肚子里没水，鼻子有血。我跟着汽车到八宝山。到了那里，已经夜里一点钟了。

傅光明:我们一共采访了胡老两次。现在回想起来也不知为什么，第二次采访已经是几乎事隔一年了。这一次，当一切准备停当，我刚发问，胡老的话语就滔滔流出来了。

胡絜青:老舍出事的前两天，文联开会，老舍问茅盾先生，明天的斗批改大会你参加不参加?茅盾先生没有作正面回答，只轻轻地向他摇了摇手。第二天，老舍问我，今天是红卫兵学生们“帮助”我们文联搞斗批改，你看我参加不参加?我说，没有通知你就不参加。他说，“文化大革命”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一场大革命，我怎么能不参加呢?我无言以对。于是他就去了，谁知到那里，早已做好准备的“造反派”们就贴出了口号和标语，宣布了老舍的所谓三条罪状:美国特务、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说他在美国银行存有大批美金。

“造反派”和红卫兵们都是那个时代的“英雄”。他们不由分说，一边扭过老舍双臂让他做“喷气式”、“请罪”，一边对他拳脚相加。老舍分辩说，我不是反革命，我写的作品都是歌颂新社会和中国共产党的。造反派们马上讥笑地反问他，你歌颂共产党为什么共产党不要你入党呀?

提起入党的事，老舍更痛苦。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梅兰芳、程砚秋等艺术家们相继入党，老舍也写了入党申请报告，提出入党的要求。报告最后送到周总理手里，周总理亲自来到我们家里，对老舍说，老舍先生，您的入党要求我们知道了，我想就这件事和您商量一下，在目前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们对我们新中国实行孤立、禁运、封锁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你暂时还是留在党外好。因为有些事，让我们自己说，或者让我们的党员同志说，都不太方便，而让您一个有声望的党外人士说，作用就大多了，对党的贡献反而会更大，您看呢?

周总理说话从不强加于人，不发号施令。老舍对周总理的话完全理解，他也十分尊重周总理，就说，谢谢总理的关心，我听党的，听总理的。所以，当周总理听说老舍出事后，当着他身边工作人员的面，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国际社会交待啊!

那天老舍被打得皮开肉绽之后，已经站不起来，有人怕当场被打死，就把他拖到附近一个派出所。几个红卫兵听说他是“反革命”，马上又冲进屋内你踢一脚，他踹几下。

我知道消息已经是晚上了，忙奔到那个小派出所，在门口等了许久，才让我进旁边的小屋。一进门就见到他满脸是血，躺在地上，眼睛紧紧闭着。我走到他跟前，俯下身，拉着他的手，把他轻轻扶坐起来。这时，他两只手才紧紧地抓着我的手，久久没有松开。我俩谁也没说一句话。当时，找不到车辆，我也背不动他，就在街上到处找，找了好久，才找到了一辆平板人力三轮车。我就上前求人家，请您行个好吧，我们有一位年岁大的老头受了伤，请您帮个忙，把他送回家去。那位同志终于被我说得感动了，我俩才坐上他的车回了家。

回家后，老舍不吃不喝，光坐着发愣，我用棉花轻轻帮他擦去脸上、身上的血，帮他换了衣裳，让他躺下休息，在那百思不得其解的恐怖中度过了一个难眠的黑夜。

第二天，老舍仍然没有吃东西，我知道他的脾气倔，就对他说，今天我俩都不出去吧!他瞪了我一眼说，为什么不出去呢?我们真是反革命、特务?不敢见群众了?我拗不过他，只好默默地把他房间里的剪刀、皮带等可能致他于意外的东西统统拿走，锁到另一个房间里。在我行将离家时，他又一次两手紧紧抓住我的手，凝视我好久，我也预感可能要发生什么意外，可是在那叫天不灵、叫地不应的日子里，又有啥办法呢?

听说我离家不久，老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拿上一本《毛主席诗词》就出去了。走到院里，他见四岁的小孙女在那里玩，还把小孙女叫到面前，拉着孩子的小手说，跟爷爷说“爷爷再见”。天真的孩子哪里知道这是和爷爷的永别?还真的说了“爷爷再见”，并向她爷爷摇了摇小手。

老舍出门后，就一直往北走，走到太平湖边，坐在那里读起了《毛主席诗词》。整整读了一天，天黑以后，他头朝下，脚朝上投进了那一汪平静的湖水。

我中午回家时，小孙女只告诉我爷爷出去了。到晚上还没有回来。我慌了，到处找，打电话，结果都没有他的影儿。一直找到第二天下午，才有人告诉我，太平湖那儿有一个老头投水死了，好像是老舍。我急忙奔上公共汽车，找到湖边。见到他已被人捞了起来，平放在地上。他嘴、鼻都流着血，上身穿白汗衫，下身穿蓝裤子，脚上的黑色千层底鞋子，白色的袜子等都干干净净，可见那是他把头埋进水中之后，自己用双手硬性扒住湖崖石头淹死的。那本他带出去的《毛主席诗词》还漂在水里没有沉下去。

我见到老舍先生躺在地上，不知怎么是好。看湖的人提醒说，给他的单位打个电话，怎么说也得把尸体尽快处理掉!我就找到附近一家单位，给北京市文联挂了电话，他们在电话里回告我说，你先等着，马上有车来。我一直等到天黑，才来一辆卡车。他们抬上老舍遗体，我也就爬上车，守在他的身旁，开到八宝山，天已漆黑了。去的人告诉我，他是“反革命”分子，火化后就不保留骨灰了。我忙合十作揖说，那就谢天谢地了。(后来骨灰还是保存了，也许是上边什么人知道了吧!)

当时遗体还没有火化，他们就叫我先回去，如果等还早呢，我就只好向卡车上投去最后一瞥，从八宝山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回挪。那真是个昏天黑地的日子，也不知走了多久，回到东城我家里时已是清晨五点多钟了。这时我家里屋外到处贴满了大字报，子女们又都在极“左”思潮压制下，被迫与“反革命”的父亲“划清界限”。

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院子里，心里想着:我还活不活呢?这时使我想不到的是，“进驻”我家的一批北京市六十四中的高三学生却悄悄安慰我说，你去做点吃的，你不能也不明不白地去死啊?如果那样以后有许多事就没人说得清了。

在那个岁月里，这两句平平常常的话却给了我莫大的安慰和活下去的勇气。学生们还告诉我，你的电话也不要拆，如果有别的造反派再来你家，你就拨这个电话号码，我们马上就来。他们一边说一边递给我一个写有电话号码的小纸条。当时我真有点不敢相信，后来才知道是周总理发下了话，他说服了一批学生来保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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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覆灭记

九、令人费解的死因

老舍之死的确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悲剧。文革结束后，一直以来的相关作品总是沿着毛泽东---文革---老舍----迫害这样的简单逻辑推理下去，潜台词就是：是毛泽东间接害死了老舍。果真如此吗？

若果真如此，本着对历史认真负责的态度，那就应该先把直接责任人揪出来示众，然后深挖幕后黑手，甭管涉及到什么人，该杀的杀，该关的关，该批判的批判，总要给死者一个公道，给人民一个交代。这样做很难吗？毛泽东不在了，可当时老舍挨打的见证人都在；文革已遭到官方的彻底否定，开放了、自由了、可以畅所欲言了；红卫兵已退出历史舞台，再也不用怕什么皮带铁拳了。这种时候，正是为死者申冤的最佳时机，怎么知情人都缄口不言，好像在怕得罪什么人呢？

“老舍（1899～1966）现、当代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另有笔名絮青，鸿来、非我等。满族，北京人。出生于一个贫民家庭。”这是达成共识的老舍简历，看看，人家老舍可是根红苗正，正宗的无产阶级出身。他不但跟文革的斗争对象-----走资派沾不上什么边，甚至连黑五类都算不上。而且，老舍自归国后各方面一直紧跟形势，一直宣扬是“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60年代初，毛主席在同老舍的一次谈话中特别提到清朝的几个有作为皇帝，对清朝的历史贡献给予肯定。这在当时相当于一次政治摘帽。因为自辛亥革命以来人们对清王朝的印象就是腐败透顶、丧权辱国，这使得相当多的满族人抬不起头来，他们不敢承认自已是满族人，这中间当然也包括老舍。他在1950年前是不敢承认是满族人的，但有了这次谈话后，他不但勇敢承认，还根据自已的生活经历创造了《正红旗下》这部优秀作品。能够得到领袖的如此垂青，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口含天宪的人物，一般人谁敢到太岁头上动土呢？令人费解！

老舍是个文人不假，可并不是所有文人都反文革。文化革命前老舍正在北京郊区体验生活，文革开始后他任文联的革委会主任，对文革他是以一种积极心态参加的，其思想的进步程度绝不在郭沫若之下，怎么老郭没事他却一命呜呼呢？令人费解！

在老舍出事前的1966年8月23日，他“像往常一样，从容自若地坐在会议室沙发上。他怀着满腔热情参加运动来了，怀着对党的信赖来了。他对同志们说：'我昨天刚刚出院，身体不成喽，老爱闹病。康生同志捎话让我来参加运动，感受一下这次政治斗争的气氛，所以我就来了。’”这是目前流行的老舍投湖前发言，如果仅凭这点点回忆就认定是中央文革指使红卫兵干的，那就太小儿科了。人家老康打年青时起就搞中央特科，如果整人就这水平，那他早就甭混了。现在有些死因揭密总是含沙射影地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支持的红卫兵，动机何在？令人费解！

在特殊时期，有些人对死人总比对活人的兴趣大，因为一个死人是不会说出真相的，所以我们只能采取排除法窥视一点真相。可以断言，中央文革不会干这类傻事。当时刘、邓都没正式倒台呢，光走资派就斗不过来，哪有功夫捅这娄子。除了这股势力外，敢对老舍动手、能对老舍动手的就只有那些持血统论的红色贵族们。据批斗老舍的主力军------北京女八中部分红卫兵回忆，他们当时是在学校文革领导小组的带领下冲进文联的。请注意这个“校文革领导小组”，在1966年“八.一八”前后，这些公开组织基本被红色贵族控制，否则刘涛也不可能短时间组织起12校联军。再有，从老舍后来在国子监挨打的惨烈程度看，手段与东西海纠极像。更重要的是，这批人文革后大都黄袍加身，掌管着各各要害部门，其威力足以让任何人三缄其口。

按：毛主席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因此，文化大革命作为一段历史，甚至是一场笔墨官司，其经验值得注意。对于澄清历史事实是我们人民的责任；对于澄清的历史事实也必须让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原文有再现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所以，让原文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是人民写历史的责任。　　

下面是1966年12月22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原文：　　

“我完全拥护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在会议中间所作的指示，完全赞成陈伯达同志10月16日的讲话。这次会议深入地检查全党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方针和政策，以便于进一步肃清刘少奇同志和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错误路线的影响，更好地贯彻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制定和领导的代表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路线是十分重要的。　　

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级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穿着二个阶级和二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和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二人。为了贯彻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批判我们二人所犯的错误；肃清以我们二人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因为我们二人不仅在十一中全会以前一段时间负有完全的责任，而且对十一中全会以后各地各部门由于我们所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而犯的程度不同的错误，也负有直接的责任。　　

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的刘少奇同志和我二人的司令部。毛主席这张大字报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所犯的错误的性质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攻革命左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　　

毛主席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的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发生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的对立现象，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撤离之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以后，我们所犯的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这说明，我们所犯的不是代以简单的错误，而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当时的情况是，在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员工普遍起来之后，直接目标对准资产阶级当权派，许多学校党委和原领导人压制群众，被批判，被推反，当时我们把派工作组当成万应灵药，对大中学校普遍派，有的学校工作队的人数很多，而工作组一去就取得了党和行政的领导地位。加之又普遍地用农村或工厂四清运动中曾经主席批判过的方法去工作，有的甚至用错误的旧思想，旧方法去工作。实际上是让工作组去控制群众运动，把群众当成阿斗，把工作组当成诸葛亮。结果扼杀了已经起来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普遍地发生打击左派，学生斗学生，反而放松了甚至放弃了一斗、二批、三改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特别严重的是，六月中旬，上访的严重现象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理应及时得到纠正，当时中央会议上就有陈伯达同志正确地分析了运动的情况，反复提出撤销工作组，由群众自己干革命的主张。一再坚持保留工作组，延续了五十多天。结果发展为路线错误，由于我们犯了路线错误，使许多工作组同志遭到了很大困难。跟着犯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同时必须搞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要由他们来负，而应由我们刘少奇同志来负担。不少工作组同志感到委曲，也有不少同志受了委曲，特别是由我们错误的影响，使一些部门，一些地方的同志犯了程度不同的错误，对此我们感到抱愧。　

由于派工作组，还在学生群众中产生了对工作组态度上的严重对立，不少师生员工拥护工作组，或者又拥护又批评工作组，有的甚至在我们错误思想指导下，提出了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极端错误的口号。但是，这些师生员工绝大多数是革命的，是积极拥护和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责怪他们，不能说他们是保皇派。名符其实的保皇派主要是我们和刘少奇同志。　　

北京两个多月运动中，中央常委在北京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少奇同志和我二人，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派工作组之后，不久就出了压制打击左派，群众斗群众，群众反对工作组的情况。前面提到六月中旬在中央同志中，以陈伯达同志为代表，就提出了撤销工作组的正确意见，但我们听不进，而对另一方面适合自己主观需要的错误情况和错误主张，却又很听得进，积极支持。陈伯达同志的正确意见是群众中来的，而我们却脱离主席思想，对运动的主流认识错误，完全是违反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完全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特别严重的是对于运动中的重要情况，对于指导运动不同意见，没有及时向主席报告，取得指示，以致这个错误延续了五十多天，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给运动造成了严重损失。可以肯定的说，如果当时我们虚心一些，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特别是向主席随时提出报告和请求，是一定会得到主席的指示的、帮助的。是可以使错误及时得到纠正的。因为主席早就有少派或不派工作队的意见，我们对这个指示没有体会，而且违背了主席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当然会犯严重的错误不能自拔。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当然不只是工作组的问题，派工作组不过是错误的表现形式。我所犯的错误实质是，在群众问题上，不是站在相信群众，支持群众革命一边，而是站在反对群众革命一边。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是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边，而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而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一边。总之，这一条严重的错误路线是完全违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方针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正如十一中全会指出的，这是一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这场伟大革命的目的，不仅在于大中学校实现一斗、二批、三改的目的；它的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批判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这是一个兴无灭资，保证我国家不变色，避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伟大革命运动；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创举。这样伟大的革命运动，如果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不是“敢”字当头，而是“怕”字当头，不是无限信任群众，充分发动群众，依靠最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革命工农群众，革命干部来自己动手地进行这场革命，让它群众在大风大浪中教育自己，解放自己，是不能达到目的的。破“四旧”的伟大任务，没有广大革命小将的闯劲，更是不可能实现的。大中学校是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只有依靠他们的革命热情和智慧才能实现。因为只有他们熟悉情况，具有这种才智和本领。，而我们这种人是既不了解情况，也没有这种本领的。本来北京大中学校的运动起来之后，形式很好，群众普遍起来冲击一切牛鬼蛇神，冲击着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起了北京巴黎公社的伟大号召作用。当时看来有些“乱”，这是造牛鬼蛇神反的“乱”；是好得很的“乱”。而我们呢？把这种好得很看成糟得很，被所谓“乱”吓昏了。“怕”字当头，乱下药方，急忙让工作组控制运动。名为加强领导，实际上起了扼杀运动的破坏作用。其结果是把轰轰烈烈的运动变得冷冷清清。群众斗群众，打击左派，牛鬼蛇神暗高兴。　　

毛主席和中央纠正后，就出现了非常广泛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出现红卫兵这样旗帜鲜明的革命战斗组织。革命师生员工气势磅礴，由学校发展到社会；由本地发展到外地。以雷霆万钧之势破“四旧”，立“四新”，冲击一切牛鬼蛇神。战果辉煌，立下了丰功伟绩。这对教育和锻炼青年一代，引导全国人民革命化，保证我国不变颜色；不但对中国，而且对世界都具有划时代的、极其深远的伟大意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对我们文化大革命如些恐慌，就证明我们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做对了。而我们呢？身居中央领导的高位，对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没有学好，没有领会，在自己工作中不理解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不信任群众，反而压制了革命群众，损害了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这不仅说明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而且直接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我这次犯了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有思想根源，也有作风的根源。在思想方面，最根本的一条是长期以来，不但没有高举简直可以说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按理说我的工作岗位是最接近毛主席的，可以经常得到毛主席的教诲和指导。但我却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差，宣传很少，用得最不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灵魂，掌握毛泽东思想多少是鉴别我们究竟有多少马列主义，多少无产阶级思想的标准。不进则退，既然学得很差，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就多起来。就必然，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上脱离毛泽东思想轨道，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一直发展到了这次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这是必然的。回想起来，这些年来，我的思想工作都是退步的，由于学习不力，没有跟好主席思想，犯了不少错误。我主持的中央书记处工作是作得很不好的。书记处直接管辖的中央部门，问题也最多，在对待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对待党内斗争问题上，我的思想是偏右的。在毛主席炮轰司令部所说的1962年右倾错误，我是有份的，对于1964年形 “左”实右的错误，我虽然有些不同意见，但也不是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是完全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方面的。至于1962年以前，还有不少错误，应该利用这次机会严肃加以检查和清理。没有跟好毛主席、学习毛泽东思想很差，做官当老爷，下去得少，同群众接触少，同干部接触少，同负责同志接触少。对待工作不够严谨，没有认真地向群众做过调查研究工作，日常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很简单，有时还很生硬。这样只能把自己置于非常闭塞的地位，发展到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这样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常常犯严重错误，常常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然发展到同毛泽东思想相抵触的地步。而我自己，又长期不自觉，产生发展了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情绪。结果处理事情往往不够认真，向同志向群众请教很少，特别是向毛主席的请示报告很少。这不但是犯错误的重要原因，在组织上纪律上也是不容许的。1964年底，毛主席曾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这个严肃的批评对我有所震动。但从自己不是一个擅权人来宽解自己，并没有找到病根所在。我的错误思想和错误作风，没有得到改正。这次犯路线错误当然不可避免的，这次不犯，以后也必然要犯的。　　

总之，我的思想和作风同毛泽东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没有紧跟毛主席，这就严重地脱离了领导。加之又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完全暴露了我这个人不是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完全不适合担任重要领导工作的。这次犯路线错误，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说明我是一个没有改造的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是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的人；是一个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人。　　

现在初步用镜子照了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慄。以我现在的思想作风和政治水平担任中央领导工作，对党对人民的事业是不利的。我自己应该深刻反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努力改正错误，保持晚节，力求做点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情，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有这样的信心，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错误是会得到改正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自己跌了跤子，应该努力站起来。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了林彪同志为主席的助手和接班人，并且选拔了一些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同志到中央的主要工作岗位上来，这是非常必要的，是非常必要的措施。对我国对世界都有相当重大的意义，我衷心地表示拥护。林彪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正是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正是他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于吃透两头，对重大问题及时向主席报告，即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图，最了解群众和下边的情况，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很高，成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他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成为全国学习的好榜样。对于我这样犯错误的人，应该老老实实向林彪同志学习。学习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学习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样是我改正错误，力求做一点对党对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经。　　

我的上述检讨，当然只是初步的，不深刻。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和指正。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邓 小 平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注：1、以上是邓小平同志的的检讨，广大博友有权利和责任评论。　

邓 小 平 的自述（摘录）

　　按：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邓小平同志向中央写了《我的自述》，全文约三万言。他在这个材料中，比较全面地?述了他的政治历史和工作经历，检查了他的错误。以下为该自述的摘录。

红七军工作时期

　　一九二九年夏，蒋桂战争之后，俞作伯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任广西督办公署主任。俞极力表示进步，要求我党派干部去他部队工作，党中央即派我作为中央的代表同俞接洽。在南宁过了一个月左右，情况发生了突然变化，我们决定举行南宁起义，报告了中央并得到批准。九月的一天，我们带领第四、第五两个大队和教导团的一部份举行了革命兵变。第四大队由张云逸同志率领开往百色，我是同四大队一道走的。第五大队由俞作豫同志率领开往龙州，李明瑞是随五大队行动的。后以四大队为基础成立了红七军，以五大队为基础成立了红八军。

　　广西右江地区，是一个比较有群众基础的地区，这里有韦拔群同志那样的优秀的、很有威信的农民群众的领袖，东兰、凤山地区是韦拔群同志长期工作的地区，是很好的革命根据地，这给红七军的建立与活动以极大的便利。我们一到百色，准备打红旗，决定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起义。起义前夕，在十月下旬，突得上海中央电报，要我去报告工作。我在同张云逸等同志作了布置之后，于十一月初由百色去龙州，到龙州后，对李明瑞、俞作豫作了一些工作，并开了党员干部会，大家同意打起红旗，成立红八军。我在布置之后，即由龙州动身，于一九三零年二月初到了上海，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批准了我们的行动，令我回广西任七军政委和区委书记兼八军政委。一九三○年三月间，我回到龙州红八军，向李明瑞、俞作豫等干部传达了中央指示。当时左江形势日益困难，我同他们商定，不能立足时，可向七军靠拢。红八军成立不久，被敌袭击，损失大部，俞作豫去了香港，后被国民党逮捕杀害了。红八军剩下几百人（约半个团）由袁振武等同志带到了右江，合并到七军里面了。红七军回到右江，大约是七、八月间，我同张云逸等同志汇合了。

　　大约在一九三○年十月中下旬，突然来了中央代表邓刚（又名邓拔奇?？?），向我们传达了立三路线，大讲全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指令红七军立即出动，其具体任务是三句囗号，即“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全军听了都很兴奋，于是在十一月初誓师，留韦拔群同志和不多的地方武装坚持右江根据地（韦英勇地坚持了多年，后被叛徒杀害，光荣牺牲），主力约七千人就向东出发了。这时我的思想情况是，听到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确很兴奋，但同时感觉依靠这几千人，百色都未打下，李宗仁、白崇禧已在广西恢复了统治，要想打下柳州、桂林，是没有把握的，因是中央命令，只有坚决执行。邓刚还传达了中央的批评，说我们在右江的土地政策（这是我在中央时从红四军报告中学得的平分土地的政策）是执行右倾的富农路线，我对此也感到不快。

　　对于立三路线，听了中央代表的传达，确实是兴奋的，并未觉得有什?不对，只是从以七军本身力量来执行那样大的三个囗号的任务，是困难的，又只是从打柳州这样的具体问题上提出了意见，那时根本没有什?路线问题的认识和觉悟。经过一番争论，我终于全部接受了立三路线，结果使红七军脱离了右江的根据地，又错误地决定了打武冈，进行梅花战斗，使部队受到很大损失，我作为前委书记，对此要负主要责任，这是无可推卸的。

　　红七军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连打了几仗，部队损失很大。过乐昌河时，部队被敌人截断了。张云逸同志率领的军直和一个团同我们失去了联络。我同李明瑞、许卓等同志带领的一个先头团，摆脱了敌人，继续前进，大约在一九三○年底到了江西崇义。从当地特委处得悉，中央开了四中全会，王明等人上台，我内心有所震动（这点没有向别的同志谈，我对王明向无好感），同时崇义敌情并不严重，我即动了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的念头。当时前委只有许卓、李明瑞和我三人，我的想法得到了许、李的同意，并商定我离开期间，由许卓代理前委书记。随后，我同许离开崇义城，去特委布置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不料在回崇义途中，得悉有了敌情，听到崇义方向的枪声。那时我因为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是前委已经决定了的，敌人来后部队就会转移，特委机关也会转移，就同许卓商议，由他回部队，必要时可向井冈山靠拢。我就动身于一九三一年初到了上海，很快向中央报了到。

　　关于我离浚红七军到中央报告工作的问题，在一九三三年博古的中央反对江西罗明路线时，曾对此事提出正式审查，令我写了书面报告。我在报告中提请向当时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的许卓询问，以后再没有要我进一步写报告了。现在我认识到，当时失去联系的两部份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在这种情形下离开部队是绝对不应该的，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在中央苏区的三年多

　　一九三一年八月间，我们到了瑞金，这时正值红军主力反对敌人三次“围剿”的时期。瑞金是中央苏区的后方，但当时被反革命社会民主党份子篡夺了县的党政领导，杀了不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弄得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是死气沈沈的。这时在红军工作的谢唯俊同志在瑞金，由上海来的余泽洪等同志也到了瑞金，大家商议推我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其时与上级没有连系），谢余等都帮助我作了一段工作。我们迅速地惩办了反革命份子，为被冤屈的干部平了反，开了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干部（几乎全是本地农民干部）群众积极起来了，全县局面大为改观（关键在于有了大批与群众有联系的本地干部）。三次“围剿”粉碎后，开了几万人的祝捷大会，热情是很高的。我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一年多，大约在一九三二年的冬季，由省委（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同志）调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邬、安远三县的工作。三县都是中央苏区的边区，赤白对立很厉害，我们自己的武装，每县只有百几十人的独立营，人民武装（赤卫军）的枪枝很少，由于 “左”的经济政策，商店大都关了门的，财政经济也很困难。我在会昌工作半年多一点的时间，未能打开局面。在博古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不久，大约在一九三三年三四月间，我被调离了这个工作到江西省委当了一两月的宣传部长，随即由临时中央开展了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斗争后，撤销了我的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了我以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我到乐安后不足十天，又令我回到省委（据说乐安是边区，怕出问题），不久，即调到总政治部当秘书长。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副主任是贺昌。我当了两三个月秘书长后，要求另调工作，于是分配我为总政治部宣传部的干事，除了一般宣传工作，还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小报）。这个工作我一直担任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前夕。

　在太行工作时期

　　一九四○年前后，我们碰到两个问题，一是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摩擦斗争，一是百团大战。当时彭德怀奉行王明路线，叫我们在反摩擦斗争中，要尽可能避免摩擦专家张荫梧、石友三等向蒋介石告状。我有很短一段时间受了所谓“避免告状”的影响，未能放手进行反摩擦斗争，这虽未更多地影响我们的反顽斗争和抗日斗争，但不能说不是受了彭德怀所奉行的王明路线的影响。关于百团大战，我当时不知道未经中央军委、主席同意，也未过问，而是坚决执行了彭德怀的命令的，执行了错误路线（当时不了解这是路线错误）。随后我曾在写文章中赞扬过百团大战，也是很错误的。

　　大约在一九四三年春，在太行分局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彭德怀到了，讲了很多谬论，就是他那一套所谓平等、自由、博爱的资产阶级民主观点，口气也是训人的，对这对那都批评，引起到会其他人特别是薄一波等人的批驳，双方争论很激烈。当时我对彭德怀的一套是不同意的，但对波一波等人的观点也有不少是不赞成的。我作为分局书记，在作结论时，完全采取了调和立场，避免触及双方的争论，只正面说了根据地建党、建政、群众工作、对敌斗争等问题。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回想起来（过去不是这样认识的），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性质的错误。在一九四五年五、六月间我到延安后，向主席报告了这次会议的情况，并把我在这次会议的结论原文呈交主席了。

在北京工作时期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被“八大”选为中央总书记的十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一。

　　一九五五年刘少奇砍掉二十几万个合作社，据揭发我也是三与者之一，我当时没有管农村工作，在讨论时我讲了些什?记不起来了，但思想上对农业合作社发展过快，怕不巩固的想法是有的。

　　准备党的“八大”时，指定我主持修改党章。在修改的党章中，删去了“七大”党章中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这个重大原则问题虽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赞成的。我的这个罪过，对于党和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八大”会上，我代表中央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错误地评价了苏共二十大的作用，错误地提到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这个报告是几个人集体起草的，这一段也不是由我写的，似乎记得还是参照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写的，但作为主持起草的我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这是一个丧失原则立场的错误。

　　在考虑“八大”中央委员人选时，对过去曾有叛变行为，以后又在长期工作中有所表现的人，是否可以当中委的问题，我当时认为，对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况处理，提为中委候选人。随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个档，这个档是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是极端错误的，它给一些混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大开方便之门。我是筹备“八大”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我是赞成这个档的，应负严重的责任。回想日本投降后，我和薄一波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介绍叛徒刘岱峰入党，虽然此事在组织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回想起来，也是犯了与上述问题同一性质的政治错误。这直接违反了主席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在《论政策》这个指示中规定的“对于叛徒，……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这样明确的原则的。

　　我在担任总书记的十年中，最根本、最严重的罪行，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传播毛泽东思想，长期不认识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和国际革命中的伟大意义。没有认真学习，认真宣传，还讲过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不要简单化这类的话。

　　一九五八年实现人民公社化，我确实高兴，但在我的思想中，从此滋长了阶级斗争减弱的观点，所以在后来的长时期中，我在处理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总是比较右的，无论在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方面，或者在党内斗争（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

　　一九六一年我三与制定了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七十条，这个档不是强调政治挂帅、即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是包含许多严重错误的东西，我对此要负主要责任。

　　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这几年，还存在著高估产、高徵购的错误，每年徵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三与了的。基本建设项目，有些不该退的也退了。我作为总书记，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多的责任。

　　一九六三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了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明确地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规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方法，完全没有必要再搞一个第二个十条。第二个十条是完全错误的。在杭州搞这个档的时候，我是三加了的，我完全应该对这个档的错误，负重大的责任。

　　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这在组织上也是绝不允许的，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一九六五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我当时还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这是极其错误的。近来才认识到，独立王国不可能没有政治和思想内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既是独立王国，就只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国。书记处成员前后就有彭真、黄克诚、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多人出了问题，这是与我长期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密切关连的，结果我自己最后也堕落到这个修正主义份子的队伍中了。在书记处里，我过份地信任彭真，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对杨尚昆安窃听器，我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对此我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在处理对罗瑞卿斗争的问题上，我同样犯了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

　　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接著，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来。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

　　我入党四十多年，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著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份。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此文来源：百度贴吧>毛泽东吧 作者:221.9.92* 时间:2005-02-26 15:50

邓 小 平 写 给 毛 主 席 的检讨

主 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以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仗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为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要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记得在常委也说过），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罗荣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荣桓同志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说过，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罗，不找他。记不得是在一九五几年，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至于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对于罗瑞卿问题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瑞卿问题出来前，我一直认为罗同林彪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又是林推荐的，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当一九六六年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提出罗瑞卿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不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犯下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

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但是，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从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态度了解到这一点，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

对于军队建设，我过去一直肯定林彪在这方面的作用。过去我只觉得他在强调人的决定因素的时候，忽略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有点刺眼，只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别的想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然大悟了。

对于陈伯达，他的历史我一无所知，甚至在延安写的三民主义概论我也不知道。我对陈的印象是，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赞扬过别人写的好东西。对于能写的别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对胡乔木。他经常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评。他看不起没有他参与过的文章或文件。如果他提出过什么不正确的意见，而后来被批判了，他不再说就是，从来没听他说他在那件事搞错了。例如，他对工业七十条说过不好，他究竟对那些不同意呢？没听他说过。我只知道他在工业方面提出了两个主张，一是要搞托拉斯，一是要搞计件工资制。搞托拉斯，我们试验过，这意味着工业的更加集中，对于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方针是有很大矛盾的。搞计件工资制（他为此专门在天津搞了个调查材料）是意味要进一步地搞物质刺激，这肯定不如“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相结合”的制度好。以后他不说这两个东西了。因为他提出七十条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负责修改，后来我还催问过他几次，他始终迟迟不搞，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写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一批文章时，由于是在康生同志那一个班子写的，陈伯达一直没有兴趣参加。只在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时，由于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积极起来。总之，这类的事，还有不少，只是细节记不起来了。陈伯达多年没有主持过什么工作，对他这样一个握笔杆子的人，总要原谅些，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至于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的事情，只是在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后，才知道像他这样一个坏蛋，以往那种表露不是什么奇怪的。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的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应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其他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象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侯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

主席万寿无疆！

邓 小 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注：1、据悉：这封信是邓小平委当时委托江青同志递交给毛主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