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周恩来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他知道这是毛在政治上对他的信任，是自延安整风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考验之后对他政治表现的肯定，而这正是他长期以来一直渴望得到的。
另一方面，他的心情却并不轻松，相反更多的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这倒并不全是因为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中所点的那些事情，他本人都难脱干系，更主要的还是深感前途叵测，不知毛这样搞伊于胡底。毫无疑问，周恩来是决心要在政治上跟毛泽东走的，但对毛究竟要往哪里走，走到哪一步，却是心中无数。眼下刘少奇的结局，更是让他心存恐惧，不知什么时候也会落得同样的下场。在毛意难违的情况下，他只好以“保持晚节”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类信条来慰勉自己了。
周恩来的这种心情在会议期间不断地流露出来。比如，他在大会的发言中，就检查了自己“旧脑筋对待新革命”的问题，表示要经得起群众运动的考验，不断地洗澡，“不然，我们总说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不就是空话了吗？”强调“要以这样一种热情投身到战斗中去。投身到战斗中免不了犯错误，大的小的。我就犯过大的错误，现在过问这个事情一定也要犯错误。要做这个精神准备，犯了错误就改。要能够听不同意见，拿多方面的意见来比较，如果自己想得不对，请教于群众，请教于主席，请教于中央，大家来想，总会做得好一些。”
又如，会议期间，毛泽东让周恩来过问清华大学的运动情况。这自然是个难干的差事，弄不好就会惹火烧身。他非常清楚这一点，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表示：“这件事对我既光荣又艰巨”，“仓促上阵，搞不好就也会像工作组一样被撤下来”，表示要知错就改，说：“跟着毛主席跟不紧，知道了就改，再跟，再改，我们这样一直跟了四、五十年嘛！”
对刘少奇这次在政治上栽跟头，周恩来的心情也很复杂。长期以来，刘、周两人一直存有某种“瑜亮情结”。刘曾经长期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一直是毛用来对付和遏制周的人物。对此，周本人心里很清楚。尽管周恩来的才干和资历本来都在刘少奇之上，但党内地位却不得不屈居其下。此外，周对刘少奇有时思想的“偏” 和用人的“狭”也是有看法的。在长期的合作共事中，两人并没有建立起十分亲密的关系，在表面上客客气气，相安无事的背后，更多的是一种权力格局中对手之间的竞争。
不过另一方面，周恩来对刘少奇的为人还是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认为他为人稳重，作风正派，看问题尖锐，注重个人的修养，因而对毛泽东如此大动干戈不大理解，再加上深知自己今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所以对刘氏落难的处境不免有某种同病相怜之感。当然，周无力阻止事态的发展，并且慑于毛的态度，也不会公开站出来替刘讲话，但他从本心来说，不愿意给毛当枪使，宁可被人说成斗争不坚决，和稀泥，有包庇之嫌，也不愿意冲在前面当打手。这是他一贯的为人处世之道。
为此，周恩来在全会的发言中，一方面表示向学校派工作组并且坚持工作组不撤，“是方向性错误”，“深刻批评一下只有好处”；另一方面又把自己摆进去，和刘少奇、邓小平一起承担责任，说：“在北京留在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对决定派工作组负责任”，以多少减轻一点对刘、邓两人的政治压力。
在随后由林彪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与会者迫于政治压力，按照事先的布置，纷纷向刘少奇开炮，出现了墙倒众人推的场面。林彪这时大概已经看出了毛泽东在邓小平的问题上玩弄的权谋，在政治上留了一手，打算用邓来防范他的用心，所以在会上除了批刘之外，有意把矛头转向邓，批他在编辑处理毛选四卷注释的问题上，为他本人和二野评功摆好，指邓和吴晗打的是“政治扑克”，是敌我矛盾，迫使邓小平不得不在会后交权。在会上对刘、邓两人的批斗中，周恩来则始终正襟危坐，保持缄默。
对于周恩来在批刘问题上的低调，毛泽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采取了某种容忍的态度。这除了和毛了解周的一贯为人─总是在党内斗争中扮演“和稀泥”的角色有关外，更主要的还是因为毛眼下正用得着周而不便过于为难他的缘故。毛在党内虽然早已是一言九鼎，但很多具体事情还是需要有人来办，特别是像周氏这样在党内既有影响又善于排难解纷的人。在一些棘手而毛又不便于出面的问题上，由周出面斡旋，贯彻毛的意图，更能收到别人难以起到的效果。应该说，这正是毛的老谋深算之处。在这次废黜刘少奇、起用林彪作为接班人的问题上，毛就采取了这种作法。
八月五日，毛泽东在下决心换马以后，首先把周恩来找去，把他刚刚写好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底稿拿出来交给周看，说：看来刘少奇是不行了，对他观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观察了七年，也失望了。然后话锋一转，问周的意见。其实，毛这时早已拿定主意，决定由林彪取代刘作为接班人，不过却故意藏而不露，反过来问：“你看现在的副主席里面还有谁？”，试探周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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